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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易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ldo;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rdo;。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頒布於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關中、殺伏皇后之後一兩個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第三次《求才令》頒布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時三國分立的形勢已確立，曹操已於前一年由魏公進爵為魏王。令文曰：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個《求才令》所以頒布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歷來說法不一。一些人認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為了打擊自東漢以來專門拿封建道德相標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們且列舉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個人的道德呢？據《後漢書》卷81《獨行傳》：

王烈……以義行稱……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

《三國志》卷16《鄭惲傳》：

鄭惲……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

可見曹操用人不但重視德行，就是對於一般輿論也相當重視；而且曹操用人還有重德勝於重才的事例。如《三國志》卷12《崔琰傳》：

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闢之。

就是曹操給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強調德行的，如操為丞相後，曾給典管選舉的東曹掾崔琰下教說：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可證曹操用人決不是隻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認為操代表寒門地主打擊世族地主。實際上，作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ldo;取士不以一揆，戱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rdo;操在《庚申令》中說：&ldo;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rdo;。可見曹操認為重德與重才須因時而異。當打天下時，為了減輕反對力量，壯大自己陣營，對於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羅致，所謂&ldo;文武並用，英雄畢力&rdo;。曹操之所以能獲得世族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援，而掃滅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們如果要真正瞭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從文句中去找，更需結合操的政治要求來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兩個階段，當創業之時，操為了擴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盡各種辦法，透過各種渠道與手段，以招致各種型別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處。現舉出下面事例：

（1）在某種情況下，能捨棄舊怨。例如操到南陽討張繡，繡降而復叛，殺操一子一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