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頁(第1/2 頁)

從證據解釋角度看，無論是國民黨方面還是袁世凱方面，最初都只是有選擇地抓住那些自認為能夠證明己方觀點的證據攻擊對方，或為自己辯護，甚至為達目的不惜曲解證據，而未能冷靜、全面、客觀地解釋各項證據。就連其他黨派，乃至一些與政治不沾邊的人，也都被裹挾進雙方的攻防大戰之中，要麼支援國民黨，要麼支援袁、趙，要麼貌似公允而實則有所偏袒，未能以獨立公正的態度對相關證據進行系統研究，進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隨著宋案當事人陸續死亡，以及時過境遷，後來的研究者本當對宋案證據給予充分重視，重新審視，可事實卻非如此。迄今的各種研究，不論專業的還是業餘的，不論極力固守舊說的還是嘗試提出新說的，雖然或多或少都會論及某些證據，但誤解、曲解、錯解比比皆是，從未有人以嚴謹紮實的態度全面系統地疏解過相關證據。相比較而言，廖大偉、張永、朱懷遠三人對證據解釋更為重視一些，可惜他們所做解釋都太過簡略，許多內涵未能揭示出來，尤其未能揭示各項證據之間的內在關聯，錯誤的解釋亦非常之多；而且有許多件重要證據在他們看來與宋案並無關係，故完全沒有提及。因此，說宋案核心證據百餘年來從未真正受到過研究者重視，毫不為過。

尚須注意的是，《民立報》記者當初對國民&ldo;專注意於其狡展之供詞&rdo;，而忽視應宅搜獲證據的擔心，竟然在百年之後的一些研究者，特別是業餘研究者身上表現了出來。例如，思公、盧笛、金滿樓、張耀傑等，雖然也利用了一些證據，但基本上是證據的羅列和簡單介紹，未能得其真意，而且往往從應夔丞和武士英的口供出發，提出問題，解釋宋案，具有明顯的重口供輕證據的傾向，而不是利用更可靠的證據來判斷口供的真實性。至於前引唐德剛對刺宋案的解釋，則完全是脫離證據的空洞的心理分析，雖然講得天花亂墜，實際上不具有學術意義。

如果說宋案研究長期得不到推進是由於研究者對宋案核心證據缺乏足夠重視的話，那麼重口供而輕證據、重空論而輕實證的一個嚴重後果，便是宋案研究離真相越來越遠，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

四 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發掘利用

研究宋案，資料並不缺乏。有關宋案的資料，大體可分為四類：一原始檔案，二各種史料集，三各種報紙，四私家記述。其中有大量極有價值的史料，研究者迄今未加重視，或竟全然不知。

1原始檔案

有關宋案的原始檔案，就筆者所掌握的情況，主要收藏在北京市檔案館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

在牽涉宋案的幾個關鍵人物中，洪述祖是最後一個死去的，他於1917年4月在上海租界被捕，1918年4月被提解至北京審訊，故宋案相關案卷亦由上海租界會審公廨全部移交至北京，[28]此即北京市檔案館現今所藏相關案卷的由來。這是關於宋案最重要的一部分檔案，其內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1）洪述祖、應夔丞之間往來的大部分函電原件及電局譯件；（2）應夔丞個人履歷及由其擔任會長的共進會各項活動的相關檔案；（3）1918‐1919年司法機關提解、審訊及判決洪述祖絞刑的相關檔案。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有關宋案密檔，則為該系所藏袁世凱密檔之一部分。根據清華大學校史檔案記載，袁氏密檔最初是20世紀50年代初，由清華大學歷史學系自袁氏心腹幕僚曾彝進處購得，[29]後因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合併於北大，該部分檔案遂轉歸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收藏。其中與宋案有關之檔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宋案相關電文，如袁世凱與黃興、譚人鳳、黎元洪、岑春煊等往來電文，國務院請禁宋案謠言電文，蔡鍔等部分地方都督關於宋案之通電等。（2）趙秉鈞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