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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一、都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二、其實質的表現則為「新」「舊」思想的衝突。這不是簡單的是非題。新的未必好，舊的也未必壞（反過來亦如是，並非一切舊的都應該堅持）。《史家陳寅恪傳》的作者汪榮祖就有這樣的見解：「前清維新健將如康有為、嚴復等都被視作頑固人物。其實，這是很不公平的論斷。維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舊。」【46】他把陳寅恪的思想趨向歸結為「吸取新文化，折衷舊文化」。認為，正是因此，陳氏的史學，「卒能自成系統，有所創穫」。相異之處，則主要表現在師生關係上。現在只比較「逆徒」對老師的態度。章太炎是：你不認我，我也不認你。梁啟超是：你不認我，我照樣尊敬你。金應熙和梁啟超比較相似。據說，他在「大字報事件」過後，曾向老師長跪請罪，並且看得出來，在金應熙的晚年，他是抱著「補過」的心情去「深研」義寧之學的。

但不論怎樣，有理也好，沒理也好，金應熙當年（一九五八）用大字報的方式來批評老師，總是不該。而且據說他在一篇批陳的文章中，說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這就更加接近於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應熙的人都認為金其實是個大好人，無架子，心地很好」【47】，這麼一個大好人，怎麼反而會對老師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讀到「金叛師門」的報導時，也感到震驚難以理解。但冷靜下來細思，也就覺得不難理解。

從反右到文革，左派一浪高於一浪，最後到達舉國瘋狂的地步。巴金在文革過後所寫的《隨想錄》中，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心態有深刻的描畫。許多人在初時真地認為自己有罪，於是紛紛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過去所學，要火焚自己所著之書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當然這些人十九都會醒悟，但造成的損害，亦已難以挽回了，那是一個人性扭曲的時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陳寅恪在論李義山時所說的那種「尤為可畏」的「社會之壓迫氣流」。

在文革期間，和左派朋友們的想像相反，我和簡又文的接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簡師在為學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專一的，只磨一劍——太平天國史，只治一「經」——「聖經」。我則對任何宗教，都是抱著非信非不信的態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項」，讀了四年教會大學，對聖經還未真正用心從頭到尾地念過一遍。簡師也知我的態度，並不勉強我受洗禮。文革期間，我採取的對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但最苦悶的時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時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遠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與談心事的就只有視我如子侄的簡師了。簡師給我看一段聖經：「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的惡，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讀了這段聖經，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間，許多值得人們敬佩的學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應熙在內，不也正是如此麼？

所以我始終尊敬金師，因為人不可能「永遠正確」。而且，陳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個悲劇，金應熙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香港有個構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職與收入不相稱」，彷此，金應熙的「學問與成就不相稱」，卻又去向誰控告詛咒？有人說，悲劇在於身份的矛盾，有兩個金應熙，一個是黨員幹部金應熙，一個是學者金應熙。要確切地說，把身份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內的說法應是：陳門弟子和馬列信徒的矛盾。有時義寧之學占上風，有時馬列主義占上風。但在他的晚年，這個矛盾卻似有所緩和。因為他致力的香港學和義寧之學並無直接衝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那樣。根據我所能見到的資料，舉幾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