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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訪問白宮倒很簡單，除費和我外，尚有上海《新聞報》總編輯趙敏恆，《申報》總編輯陳訓，英文《大陸報》總編輯張國勛和天津《民國日報》社長卜青茂。由中央社華盛頓分社主任與盧棋新陪同前往。當時，美國方面安排我們出席杜魯門總統的記者招待會。會後由總統新聞秘書羅斯陪同杜魯門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我們，彼此寒暄了一番，並未談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盧漢在昆明易幟。我決定從東京經香港回昆明接出家眷。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了香港，找到彝民兄嫂伉儷，老費對我的做法，期期以為不可。我告訴他已得盧漢同意飛機降落的回電，他指出：「雲南既已起義，不能不聽北京的指示。根據我（費彝民）的理解，在雲南真正當家的，自宣佈起義之日起，可能已是地下黨，而不是盧漢。盧漢固然給了你同意自由來去的覆電，如果地下黨不同意，怎麼辦？你雖已脫離國民黨，但跟國民黨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飛機在炮火連天聲中翩然下降，必然被懷疑負有重大政治任務，到時候，百口莫辯。」他的結論是：「老弟，不要自恃『藝高人膽大』，如果有去無回，那就慘了！」

我因血氣方剛，並過高估計自己，認為大江大海的風浪都闖過，回一趟家鄉，算什麼。從未冷靜分析已經變化了的客觀環境，純憑主觀的衝動，等到飛機門開啟，作了階下囚，再回想彝民老大哥的金玉良言，悔之晚矣。不過，從這段話也反映了費彝民這人是重朋友之義的。

從另一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老費這個人對朋友重義。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在《大公報》社長室接受費彝民兄的接風宴，這是我從昆明到香港重獲自由的第三天。因為一別近三十年，彼此都是興奮異常。在座作陪的也是陪我從北京到港的黃文放兄，對於我們兩個人所表露的重逢喜悅，頗為感動，稱為「有古人風」。

當時，中國旅行社把我接待在九龍百樂酒店，給予非常周到的照顧。但我覺得，自己出來的目的不是享受生活，而是為民族盡點責任。如果長期接受招待下去，必將失去記者的獨立性而有違初衷。於是，在抵港第八日，與中旅告別，遷到青年會，既沒有冷氣，又沒有單獨浴室的小房間裡。雖然居室狹小，但心胸廣闊，有重獲自由的感覺。對此，《新聞天地》的老弟兄們自然同表支援；難能可貴的是費彝民兄也表示贊同。我明確地告訴他：「統戰飯」不能吃。他的回應是，「尊重你的決定。站在老朋友的立場，建議你先不忙接見記者，發表談話，多接觸接觸，瞭解一下情況再講話為好」。使我感到費這位朋友，立場雖站在共產黨一邊，他到底有一定的民主素養，能尊重別人的自由選擇。

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我在胡菊人主編的《明報月刊》以陳棘蓀筆名發表《三十年大夢將醒乎》長文，在輿論界引起了一陣波瀾，很多專欄作家猜測究竟是什麼人寫的。老費為此約我談話，問是不是我寫的，我答覆「是的」。他說：「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接著狠狠批評了我一通。並說，有關方面（我當時體會是中共港澳共委）認為這是三十年來最反共的一篇文章。我問：「對我會怎麼辦？會不會塞進一個麻袋丟入大海？」他說：「不會！」我說：「要就是架到澳門，送回大陸處理。」他反問我：「誰告訴你的？」我接著說：「文革時聽說就發生過這種事。」他反駁我說：「文革早就過去了，你不要胡思亂想。」我主動提出：「你恐怕應該和我劃清界限。」他說：「我們幾十年的老朋友，這個界限是永遠劃不清的。作為老大哥，我要勸你一句話，鄧小平是中華民族希望之所寄。你可以理性地批評黨的政策和做法，但請不要批評鄧小平。」我告訴費：「我曾聽金耀基談到中國的政策時，說過一句話：『對鄧不忍心批評。』我很受啟發。」費馬上跟進：「對呀！金耀基是臺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