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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書，以大量的檔案文獻，寫出陳氏晚年悲劇。中共檔案制度，雖令人談虎色變，書中引述，「基本上」當屬可靠。縱有某些疑點，例如說金善於觀察風向，開會時往往準備兩份觀點截然相反的發言稿，便似難以入信。香港報紙已有讀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學者【43】。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聰明和特強的記憶力，又何須花此笨功夫耶？中學生的辯論比賽，往往都是臨時才抽籤決定正反兩方，中學生都可以即時發言，金應熙豈有不能之理。但枝節問題，無關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提供的材料為依據。

其實，從陳寅恪的詩文中，也可看出師生決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從金應熙一成為共產黨員就開始了的。陳有詩云：「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這是他平生最大遺憾。陳寅恪的史學是「文化史觀」，馬列主義的是「唯物史觀」，難以調和。陳氏有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並加說明：「俗諦在解放前指三民主義，在解放後指馬列主義。」【44】作為共產黨員的金應熙，如何能夠擺脫馬列俗諦的桎梏。

「俗諦」恐怕亦不只限於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俗諦，佛家語。大乘佛法可分勝義諦（真諦）與世俗諦（俗諦），「諦」，梵文satya的意譯，指真實無謬的道理。依二諦中道的義理、價值判斷、道德進路等等，均屬「世俗諦」。佛教把主張「有常恆不變之事物」的見解，叫做「常見」，把主張「現象滅了就不再生起」的見解，叫做「斷見」，都是錯誤的。對任何有關價值判斷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誤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義、馬列主義固然是俗諦，孔孟之道亦是俗諦。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無不是俗諦。陳氏精通佛學，我想他說的俗諦當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諦」。他特別提出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只系針對「時弊」而已。他對科學院說：「（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氏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義和獨立的精神」。

這個見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倒頗有相通之處。如果只把馬列主義作為百家中的一家，並非「獨尊馬列」的話，我想應是無背於陳寅恪的治學精神的（他本人縱貶馬列，但決非認為馬列毫無價值，否則他不會花那麼大的功夫去讀《資本論》原文）。可惜的是「雙百方針」，中共能言而不能行，到了反右期間，變成了「百花凋謝，一家獨鳴」的局面。共產黨員金應熙，屈從領導旨意，貼乃師大字報。唐篔抄下來，回家哭著念給丈夫聽。陳寅恪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師生決裂，遂一發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諦桎梏，造成了師生的分裂。而這桎梏也的確影響了金應熙的學術成就。

金應熙引導我接觸馬列思想，但我始終沒有成為馬列主義者。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多元史觀」。決定歷史的因素，因時間、地點而別。某個時代，某個國家可能是經濟因素；換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軍事、宗教或其他。例如《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就是從「財政與稅收」入手來研究明史的。書成，寄往劍橋。李約瑟博士寫信給他說：「哎呀，一切靠抽稅而轉移！」傳為趣談。【45】

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無可置疑！馬列主義一直在他的思想中佔著主導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轉變，但也未曾破繭而出。陳、金之間，除了價值觀的不同（一個視馬列為俗諦，一個則奉之為真理）之外，在道德觀方面，恐怕亦有分別。例如陳寅恪認為李商隱出自「新興階級」，並得牛黨提拔，就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段之道德」。這一觀點，金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