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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又不無憤慨地說：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嘰嘰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

……一方面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蜚語的中傷，一方面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

老人對平庸的晚輩這種愛護之情，使我汗顏不已。這裡我只希望讀者謹記：他在寫《隨想錄》之前。「文革」後期，上海王洪文等人還公然將巴金稱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哩。

我以為，巴金願意將《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還有歷史因素。三十年代初起，《文藝》副刊長期在《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慶版）出現，初期的《文藝》主編是楊振聲（小說《玉君》作者）、沈從文、（沈推薦的）蕭乾，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楊剛，其中有他的好友。三六年《大公報》主辦文藝獎，巴金是十位評委之一。曹禺的《日出》榮獲戲劇獎，小說獎是蘆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獎《畫夢錄》，三人合領獎金一千元。抗日戰爭勝利後，《大公報》上海版除蕭乾等人編的《文藝》外，還有巴金老搭檔靳以編的《星期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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