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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社會的信義

對主君的義務

對近親的義務

對他人的義務

自某人處得到&ldo;恩&rdo; ，比如接受金錢，接受好意，工作上的幫助（如勞動互助）等。對非近親（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義務不是指從這些人身上得到什麼&ldo;恩&rdo;，而是由於出自共同祖先。

（二）對自己的名聲的情面 相當於德語的&ldo;名譽&rdo;（die ehre）

受到侮辱，或遭到失敗，有&ldo;洗刷&rdo;汙名的義務，亦即報復或復仇的義務。（註：這種反擊、報復不被看作侵犯）

不承認自己（專業上）失敗和無知的義務。

遵守日本人禮節的義務，亦即遵循一切禮節、嚴守身份、在不如意時剋制感情等。

上述兩種&ldo;義務&rdo;都是無條件的。這樣，日本人就使這些道德成為絕對性的東西，從而就與中國那種對國家的義務和孝道概念產生差別。七世紀以來，日本一再從中國引進倫理體系，&ldo;忠&rdo;、&ldo;孝&rdo;原來都是漢文。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把這些道德看成是無條件的。在中國，忠孝是有條件的，忠孝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ldo;仁&rdo;，通常被譯作&ldo;benevolence&rdo;（慈善、博愛），但它的含義幾乎包羅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際關係。父母必須具有&ldo;仁&rdo;。統治者如果不&ldo;仁&rdo;，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對他。&ldo;仁&rdo;是忠義的先決條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國的倫理學把&ldo;仁&rdo;作為檢驗一切人際關係的試金石。

中國倫理學的這一前提，日本從未接受。偉大的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在論及中世紀兩國的這種差異時寫到：&ldo;在日本，這些觀點顯然與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為學術理論，也從未全盤接受過&rdo;。事實上，&ldo;仁&rdo;在日本是被排斥在倫理體系之外的德目，喪失了它在中國倫理體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ldo;仁&rdo;被讀成&ldo;j&rdo;（仍用中文的漢字）。&ldo;行仁&rdo;或&ldo;行仁義&rdo;，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須具備的道德了。由於&ldo;仁&rdo;被徹底排斥在日本人倫理體系之外，致使&ldo;仁&rdo;形成具有&ldo;法律範圍以外之事&rdo;的含意。比如提倡為慈善事業捐款、對犯人施以赦免等等。但它顯然是份外的事，不是必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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