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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維經斯基率領那個&ldo;記者團&rdo;抵達北京之後，便兵分幾路：他自己率&ldo;主力&rdo;前往上海；馬馬耶夫夫婦和鮑立維去了武漢；那位從哈爾濱奉命趕往北京的大鬍子、俄共(布)黨員斯托揚諾維奇，則在上海住了幾個月之後，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熱浪在廣州澎湃，只有傍晚時一場豪雨驟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氣。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帶長大的斯托揚諾維奇初來乍到廣州，很不習慣。對於滿街戴著尖頂斗笠的廣州人，對於人行道上便於遮雨的騎樓，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揚諾維奇在廣州改了名字，叫nhop，即米諾爾。他與另一位俄共(布)黨員Пecлnh，即佩爾林，一起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此外，還有那位既會講法語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揚諾維奇用法語與那位越南人交談。斯托揚諾維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ldo;遠東共和國&rdo;記者。這個蘇俄在遠東臨時建立的緩衝國，給人以&ldo;中立&rdo;的印象，也就使人們難以想到他會是俄共(布)黨員。他和佩爾林在廣州市中心永漢北租下了&ldo;光光&rdo;眼鏡店二樓(今廣州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面)。他真的幹起了記者行當。在那裡辦起了俄華通訊社。

斯托揚諾維奇在廣州四處活動，尋找廣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便著手在那裡組織共產黨。不過，他不像維經斯基那麼順利，因為維經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ldo;紮根串聯&rdo;那&ldo;根&rdo;都&ldo;扎&rdo;得很準。也許是缺乏工作經驗，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在廣州所&ldo;串聯&rdo;的，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英語教師黃尊生、譚祖蔭，國文教師劉石心，當過漳州教育局局長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書便是劉石心)，在報館當校對的梁一餘，他的弟弟、雅號&ldo;生意佬&rdo;的梁雨川，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區聲白。這七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物件，細細探究起來，是因為來廣州時找錯了&ldo;嚮導&rdo;。陪同他們來廣州的，是廣東台山籍的北京大學學生黃凌霜。黃凌霜是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曾加入過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來又退出。&ldo;物以類聚，人以群分。&rdo;很自然的，黃凌霜引見的是廣州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在那個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行，都舉起了反軍閥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組織共產黨，使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的計劃落空。

當事者譚祖蔭在一九八一年的回憶，十分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情形：&ldo;兩個俄國人(引者註：指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同我們每週開一次會，多數在&l;光光&r;二樓開，有一次在黃尊生家開。我們開會是匯報本星期宣傳的經過，下一步應如何做。會上使用英語，一般由區聲白當記錄，區當時在嶺南大學教書，有時他來不了，就由我當記錄。黃尊生的英語好，由他當翻譯，梁冰弦和我也會聽、講英語。當時兩個俄國人知道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講的是關於開展工人運動的事情，並由波金(引注者：即佩爾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傳的提綱，內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來鬥爭，也講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道理，然後由區聲白、黃尊生翻譯成中文，由黃尊生、劉石心去協同和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作宣傳。這個俱樂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過一二次，只是旁聽，沒講什麼。梁冰弦不常去，區聲白沒去過。記得有一次是講工人受資本家壓迫、剝削，聽眾有三四十個工人。工人沒有發言，因為聽完時間已經很晚，就散會了，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