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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達浮在日本的時候就有小說《銀灰色的死》在國內報紙發表，隨後出版中國第一部新文學小說集《沉淪》，比魯訊的小說集《吶喊》還要早一年。

在新文學領域，他是中國除了魯訊之外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

到了1927年，他都準備出版《達夫全集》了。

當然，他的名氣和林子軒沒辦法比，不過林子軒是作弊，他可是真才實學。

徐至摩的詩歌天賦不用多說，就算沒有《再別康橋》，也能寫出無數才情飛揚的詩句來。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像這種詩句沒有一點小才華還真寫不出來。

所以，讀者可以批評他的人品，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學才華。

徐至摩和鬱達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他們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或者不公就會說出來。

比如，徐至摩對蘇聯的批評，鬱達浮對廣州國民政府的抨擊。

然而，他們兩人畢竟不同，這點從梁時秋對兩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證。

梁時秋屬於文壇後輩，新月社的成員，和創造社也有聯絡。

在新文學領域，按照文壇輩分來說，胡拾和魯訊屬於啟蒙者，林子軒和徐至摩屬於開拓者，沈叢文和梁時秋就是文壇後輩了。

梁時秋對徐至摩非常敬佩，對鬱達浮則較為厭惡。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時秋，看到院子裡有圍棋，便要求和梁時秋對弈。

徐至摩棋力較高，到了中盤，大勢已定，他沒有窮追猛打，反而藉故離開。

這就是紳士風度，也是徐至摩能夠交遊廣闊的原因。

他會照顧朋友的情緒，不會使人難堪，有種文人名士超然灑脫的氣度。

相比較而言，創造社給梁時秋的感覺就是頹廢。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鬱、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鬱為最。”

“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

還有一次，鬱達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時秋。

當面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窯子，這讓梁時秋更為不喜。

梁時秋在文章裡這樣評價鬱達浮。

“譬如鬱達浮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國古代的文壇，有名士和狂士的說法，如果說徐至摩是名士，那麼鬱達浮就是狂士。

這和兩人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

徐至摩家境優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為名士的資本；鬱達浮家道敗落，難免憤世嫉俗，頹廢彷徨，這就是成為狂士的條件。

其實，無論是名士還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虛偽，便可以結交。

當林子軒在海上漂泊的時候，在上海，或者說在中國發生了一件改變國內局勢的大事。（未完待續。）

第三百六十二章　這一頁的歷史該如何書寫

在國內，北伐戰爭剛剛取得階段性勝利的廣州國民政府和蘇聯決裂，無論是上海還是廣州，都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這件事的根源還是在孫仲山那裡。

和蘇聯聯合是孫仲山的意思，只是廣州國民政府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

為此還發生過爭執，被孫仲山強壓下來，自從孫仲山去世後，反對的聲浪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