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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們批評的不全對，讓他們說出來，又有什麼可怕的呢？當年蔣政權在大陸崩潰，不在於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批評，而在於它沒有聽這些批評，甚至壓制這種批評。文人的話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沒有“一言興邦，一言滅邦”的作用。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向缺乏批評意識。這裡有體制和傳統的原因，但重要的一點還是知識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識當商品賣，總想用知識換名利的想法。“缺鈣”的原因還在於自己的“基因”。胡適20世紀50年代初流落美國，生活相當艱難，但他仍沒有改變過去批評國民黨的態度，沒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識和地位去換取榮華富貴，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何況現在的經濟學家還沒有窮到當年胡適的地步。

這次經濟困難，國內經濟學家，尤其號稱“主流”的經濟學家受到指責，正在於他們缺乏這種知識分子應有的批評精神。面對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他們堅持中國一枝獨秀的觀點。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時調整政策的機會。其實國外經濟學家早就提出了“拐點論”，預言了中國在高速增長後會有一個向下的拐點，但被國內的經濟學家斥之為“中國崩潰論”，還給予駁斥。在一片樂觀的氣氛中，經濟危機出現了。此後，政府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政策，出臺了4萬億的支出計劃。對此也是一片讚揚聲，而忘卻了這種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這似乎成了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固定的思維模式，因此，他們被大眾稱為“抬轎派”。抬了轎子固然可以換得名利，但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呢？人人都來抬轎，轎子到了懸崖邊上沒人提醒，危險必然發生。做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就是不破壞轎子，不把轎子往懸崖下推，也不抬轎子，但隨時提醒轎子可能會遇到的危險。破壞轎子和抬轎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結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轎子顛覆。

現在的經濟學家中，想把轎子推下懸崖的人不多，但他們所說話也並非不可聽。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恐怕屬於這一類，但他們指出的轎子行進中的許多困難，儘管有所誇大，也不完全正確，但仍然值得我們注意。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屬於抬轎派。真正的“提醒派”現在則太少了。我提倡經濟學家學胡適，就是希望經濟學家當“提醒派”，而且要尖銳一些。只要不以名利為目的，學習胡適的態度還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向胡適學，關鍵還在於個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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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缺鈣

智庫又稱思想庫（thinktank），是獨立於政府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中國的決策走向科學化和*化，智庫的作用不可缺。據中國自己的統計，中國的智庫機構有兩千多個，甚至超過美國的1777家；而據美國的統計，中國的智庫機構僅74家。不過智庫的量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智庫的質量。

美國的智庫所起的作用是中國的智庫遠遠趕不上的。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智庫嚴重缺鈣，即缺乏獨立性，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缺鈣首先是缺錢，不能養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撥款就要聽政府的話，為政府服務；接受洋人資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業養活的，則要為它們服務。“拿人家的手短”，經濟上沒有獨立性，學術上就沒有獨立性。當然，這種有人養的智庫也是必要的。政府應該有自己用財政養活的智庫，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種問題，比如，財政支出的投資乘數有多大，貨幣乘數有多少。企業也要有自己的智庫，研究企業決策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比如是否與另一企業合併或是否進行某項投資。這些智庫雖然也為出資者服務，但學術上堅持實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領導的意圖。研究什麼是由出資者定的，但結論不是來自出資者。

一個社會要有多種聲音，民間的智庫同樣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