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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乃顧炎武之崇拜者，115於文人雖不像顧、顏那樣極端，但同樣提倡篤實的作風，在選任帶勇營官上，標準也很高：&ldo;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巨，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rdo;116

故其選用將領，文質彬彬者不可得，則寧取其&ldo;質&rdo;者。這樣做也是懲於綠營之失。&ldo;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醇正。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鉛刀)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離樸散淳，真氣蕩然，楚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rdo;

又云：&ldo;楚軍水陸(將領)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rdo;而&ldo;將領之浮華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來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一營為然也&rdo;。117

湘勇之初起，帶兵官員均為土生土長之書生。如羅澤南、王錱、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鍾近衡、鍾近濓、謝邦翰、李元度、李續宜、曾國葆、劉騰鴻等，都是本縣的生員或童生，他們生長於本鄉本里，與農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而且湘勇就是經他們手募來，彼此結下一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又有文化，於軍事易於入門，又具備儒家之價值倫理與修齊治平的抱負，較少沾染到官場的習氣。故實在是曾國藩所求的那種&ldo;無官氣，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rdo;之軍官的不二人選，故經長期戰爭歷練之後，倖存者多能成長為一代名將。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營官者，塔齊布、周鳳山等雖為綠營軍官，但已在練兵與剿匪過程中得到了曾國藩的認可;而儲汝航、成名標等被任用，則出於他們原來就是水師軍官，有指揮水師的經驗;朱孫詒、夏廷樾原為地方官員，其任用，也是因為他們為官清正，且都有帶兵剿匪的豐富經驗。鮑超、楊載福等出身行伍者，則是在練兵、作戰中脫穎而出的人才。而絕大多數營官，則由土生土長的儒生出任，是營官的主體。由此可知，在選任營官上，曾國藩確實貫徹了他的標準，而非說說了事。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這些儒生確實勇猛敢戰，在歷經長期戰火洗禮後，倖存者多成為獨當一面的湘軍大將。

由此可見，所謂書生&ldo;百無一用&rdo;實在是偏見，事實是，任何事業沒有書生(或者更廣義：知識分子)的參與，是絕難成就的。某些蓄意張揚書生無用論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別有用心的反智論者與慣於愚民的鉅奸大憝。一支由文盲組成的軍隊必然是烏合之眾，而書生的參與、領導，會賦予這支軍隊以理念、兵法、謀略和紀律，猶如將散亂的砂石磚瓦築成堅固的軍壘，湘軍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項。都是由獷悍農民組成的軍隊，太平軍何以最終敗在湘軍手下，因素有多種，但知識階層的不認同、不支援、不參與，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吳文鎔的堵城之敗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後太平軍就再次佔領了漢口漢陽，圍攻武昌，湖北形勢危殆。朝廷催徵的上諭，急如星火;相知於莫逆的師友江忠源、吳文鎔相繼戰死，使曾國藩的壓力倍增。終於，戰船於二十六日趕造完畢，計成快蟹四十號，長龍五十號，舢板一百五十號，拖罟一艘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