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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不得不分辨人們對於體制的感慨。如果備受欺凌者哭哭啼啼:“體制啊,沒辦法!”那麼他是一個犬儒主義者。可是如果飛揚跋扈者也作同樣的表態,那麼對不起,我就只好認定他是個推脫責任的壞蛋。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您的權利和義務得對等呀。老百姓有句話說得好:在這個狗食盆子裡吃食的沒你嗎?狗糧有限,你印�帕塵惶艄蟮某粵耍�蚋春窩閱兀�
如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可以眺望遠方的世界裡,終於知道了機會均等、*保障是好體制的基石。這個時代的困難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時人們彷彿是在黑屋子裡射箭,永遠沒有中靶的可能。現在我們看見靶就在那裡,要是戴副眼鏡,我們還能看見紅心,它的名字就叫現代文明。如今的全部問題只是知易行難。何為行呢?何以行呢?其實沒多麼複雜,我看首先就是當你感到有什麼不妥之時就管他孃的,嚷嚷那麼一句先。換言之,我們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饒是時代進步了,這個國家仍然甚少這類孩子,多的是滿懷感慨的傢伙。何謂“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呢?我看就是人們度過了挫敗的一生,發現平生所見皆是虛誕——在典型的中國式心靈中,我們會把衰老與智慧、消極與優美、愛好秩序與因循麻木混為一談。當年宋人打不過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話:“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如今我們比那時積極多了,凡事跟別人比著來。迪拜有高樓,我們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機場,我們北京也有;華盛頓有白宮,我們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護社會的報警者,有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我們還是隻有白髮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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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做實業的、商界的,各種在這個時代裡做著實事兒的人,對現狀都很樂觀,而有些知識分子卻總是不滿意呢?”我回答說,我可以給你一個複雜又膚淺的答案:經濟界的人首先對錢感興趣,得到了錢滿意度就提升,恰如權力愛好者得到了權力就會覺得世界非常美麗;好的知識分子對金錢和權力不敏感,卻在意智識的發揚,倘若看到智識蒙塵,他們就會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給一個簡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論什麼行業,滿足感都來自於缺乏遠見。西諺說,讚賞這句話的精準但原諒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頭的。
這個問題也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從個人角度說,生活當中有兩個議題是最重要的,一是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想做什麼,二是來到這個世界遇到了什麼。我想做什麼呢?我想住在一個像日本那麼幹淨又說漢語的地方,跟一幫聰明又有品格的人為伍。我遇到了什麼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幾乎沒可能做成。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有人給我幾億塊錢,我會不會變得滿意起來呢?
唯一正確的答案是:“謝謝,不要,請滾”。一個自尊的人不會接受不屬於他的錢,更不會允許自己被購買。你不能把這叫做乖戾,二十多歲時我的脾氣比現在壞,但心中雜念可比現在更多。單純不一定與青春同步,恰如鮑勃·迪倫所說:“那時我是多麼的老,現在我比那時年輕了。”
不管人們願意與否,品格會把他們劃分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說,衝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個女生卻對她說“我愛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誠實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說,列舉下等人的50條特徵,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過甄別兩者的最好標準卻在於,下等人的“來到這個世界想做什麼”是可以贖買的,上等人的卻無可替代。
庸俗經濟學常說“一切都有價格”,只有生命除外,一個就此設計的問題是: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