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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館裡人聲嘈雜，擠滿了口沫飛濺的當地居民。安德烈護著我穿過櫃檯前的人群，在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裡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說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夾著俄文單詞，我默默聽著。

其實社會的變革，也就兩種方式，要麼像鈍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變，要麼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劇變。反正承受家國劫難的，永遠是底層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數前蘇聯人一樣，他們無限懷念蘇維埃解體前的生活水平，那時的盧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錢的貨幣之一，而如今的俄羅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兌換到四百盧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烏克蘭最大造船廠的工程師，五十年代在中國工作過，所以安德烈也能說幾句蹩腳的中文。他們家在蘇聯解體前，曾屬於生活優裕的中上階層，九一年之後則物事全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學修的是西方文學史，畢業後卻設法加入了警局，因為警察至少職業穩定，又比一般的公務員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終於瞅了個空子插進話，問出心中埋藏許久的疑問，“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我什麼樣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記憶空白的那段時間，究竟發生過什麼。

“非常狼狽。”他看著我，眼底有一絲柔軟的笑意，“一直在哭，臉上身上全是血，我以為你受了傷，讓女警替你洗過臉，才發現什麼事都沒有，就把你帶進問訊室，後來的事，你應該都記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孫嘉遇說的差不多。我紅著臉問：“就這些？”

他眨眨眼，“就這些。”

“現場不是還有一箇中國人嘛，他說了些什麼？”

“你說的，是那個姓孫的中國人？”　他看著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終搖搖頭，“和你一樣，什麼也沒說。你認識他？”

“不，只是好奇。”望著安德烈的眼睛，我忽然覺得心虛，“你幹嘛這種表情？”

“幸好你不認識他。”他慢吞吞地說，“否則我們兩個就不能坐在這裡喝酒了。”

“為什麼？”我睜大雙眼。

“孫一直是稅警和警察的目標。幾進幾齣警局，沒有足夠的證據，每次只能不了了之。”

我有點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他身在犯罪科，如果我和孫嘉遇相熟，作為涉案警察，他自然需要避嫌。

“可是……”我遲疑地問，“每次都要花錢才能放人是吧？”

安德烈緊閉雙唇不肯回答，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經預設。

我冷笑一聲：“剛才還說不黑呢，中國人在你們烏克蘭警察眼裡，就是花旗銀行。”

“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安德烈拼命搖頭，“你聽說過‘灰色清關’嗎？”

我點點頭。

“孫就有一家這樣的清關公司，他幫助進口商偷稅漏稅和走私！”

“那又怎麼樣？”我瞪著他。

對我的是非不分，安德烈表示出極大的震驚。他湊近我，將近一厘米的棕色長睫下是碧藍冷峻的眼睛，“玫，你太幼稚，我知道他是你的國人，可這裡是烏克蘭的土地，如果他違法就要接受懲罰。”

我不快地閉上嘴，表示和他無話可說。說我幼稚，其實他才是真正的純情。

灰色清關是獨聯體國家的一道獨特風景，出關的進口商品，不論貴賤，攏堆兒按貨櫃算錢，沒有任何清關單據，貨主從此禍福自擔。

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內幕，但也知道這種清關公司，基本上都有當權的大人物做後臺。簡單說，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結，如果沒有烏克蘭當地政府的默許，灰色清關不可能如此猖獗。

在烏克蘭的華商，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