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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值國內新與舊、傳統與西洋文化交織爭鬥的關鍵時刻，學衡派的知識分子成了專一和陳獨秀、胡適為首的號稱新文化派作對的一個學術團體。

此前，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反對胡適否定傳統文化，搞另類文化，以梅光迪為最早。梅和胡適是安徽同鄉，二人關係很好，並以兄弟相稱，常在通訊中討論學問，梅對胡很是欽敬。但當胡適提出&ldo;要須作詩如作文&rdo;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開始以朋友的口氣討論、相勸，但無效。二人關係越來越僵，說話的口氣也越來越生硬，往來書信中漸漸夾雜著火藥味道。胡適回國後，得到一批知音，特別是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援，聲名大噪，劍鋒所指，大有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之勢。此舉令哈佛相當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為之憤怒，張鑫海曾憤然曰：現在我們&ldo;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rdo;到了1922年《學衡》創刊後，很快雲集了一群文化精英與宏通博學之士，除了吳、梅與胡先驌三人，尚有劉伯明、吳芳吉、劉撲、易峻、曹慕管、張鑫海、李思純、浦江清、張蔭麟、趙萬裡、郭斌酥、馬宗霍、湯用彤、黃華、蕭純棉、柳詒徵、徐則陵、張其昀、王煥酥、徐鎮顎、束世澂、向達、劉永濟、劉盼遂、林損、王易、王浩、黃節、劉善擇等。另外還有大師級人物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均為《學衡》撰稿人，其陣營與聲勢可謂浩大壯觀。為此，倒胡的積極分子梅光迪曾在《學衡》創刊號上發表戰鬥檄文，引春秋時楚國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ldo;子能覆楚，我必復之&rdo;，準備與《新青年》周圍的陳獨秀、胡適、周豫才（魯迅）等另類文化派來一番&ldo;鏖戰&rdo;。

其後的十餘年間，學衡派與陳、胡領導的《新青年》派展開決戰，兩派在各個文化領域的爭論都圍繞著這一個大的戰線展開，即如何對待祖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全盤否定，一概打倒，還是甄別優劣，優者儲存繼承，劣者揚棄的問題；對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盤引入，還是有區別地明白辨析，審慎取擇，供我所用的問題。學衡派號稱要以&ldo;論究學術，闡述真理，倡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rdo;為宗旨；以陳獨秀為首的另類文化派則倡導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吃人的禮教文化一概打倒，並雲：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槌碎，燒去！等等。

對以梅、吳、胡先驌為首的學衡派之行為舉動，當時和之後的社會人士有毀有譽。毀者，斥其為保守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死路上爬行。譽者，稱其不隨時尚為轉移，挽中國文化狂瀾之既倒，為繼承綿延優秀傳統文化血脈作了重大貢獻云云。道不同，不足為謀。兩派的大多數中堅，直到死都未能與對方和解，吳宓更是如此。當時的周氏兄弟對吳宓與學衡派人士不以為然，周作人指斥學衡派為復古主義；魯迅亦為：&ldo;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l;聚寶之門&r;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ldo;衡&rdo;，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rdo;（魯迅《估》）周氏兄弟的文章，當時反響並不是太大，只是令魯迅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個世紀之後的&ldo;文革&rdo;時期，給上海的一個寫作班子&ldo;石一歌&rdo;提供了炮彈，以餘秋雨等學者組成的&ldo;十一歌&rdo;，藉此對學衡派人物一頓猛烈開炮，指斥整個學派&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