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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南開大學師生長期積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赴東北考察時，親見日本人經營滿蒙之精心與野心，&ldo;今東北各省陷於危局，而我國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鮮&rdo;，本著&ldo;匹夫有責之義&rdo;，回校後成立了&ldo;滿蒙研究會&rdo;（後改名為&ldo;東北研究會&rdo;），組織教授赴東北調查實況，蒐集資料證據，開展學術研究，並利用其成果教育民眾，提醒軍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變後，南開&ldo;東北研究會&rdo;編寫了20萬言的《東北經濟地理》，系統介紹了東北各省的自然資源和人文地理，作為南開大、中學必修課教材，令學生&ldo;加深瞭解何以東北對祖國是那樣重要、神聖&rdo;。之後南開大學一直作為天津抗日救亡運動中心，與日軍、漢奸展開長期或明或暗的鬥爭，從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種子，一旦戰爭來臨，南開首當其衝地置於日軍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開大學遂成為抗戰以來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史》，第23頁，郭建榮主編，雲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據曾擔任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陳岱蓀說，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南下，並在長沙辦臨時大學，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我們剛到長沙時住在聖經學校，是教會辦的，在長沙西門外。為什麼叫&ldo;長沙臨時大學&rdo;，因為在抗戰前兩年，清華已感到北京這個地方有危險，所以停止建設一座大樓，把這個錢拿出來，在南方找一個根據地，以備後患。選中了長沙，在嶽麓山底下，是鄉下，那是個空曠的地方，投資大概30萬塊的樣子，那時30萬塊錢很值錢。1937年戰爭爆發時，那個房子還沒蓋好，裡面沒整修，恐怕還得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用。在南京，幾個校長開會的時候，認為這個地方既然有清華那個底子在那裡，幾個學校搬到那去，幾個月後就可以利用，所以決定搬到長沙。臨時這幾個月怎麼辦呢？就看看長沙有什麼房子可以利用。到長沙一看，有個聖經學校。因為是打仗，他們人都散了。當時就說把這個聖經學校給租下來。聖經學校有兩個地方。一個是主校，就在長沙，另外一個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聖經暑期學校。夏天他們到那去，可能是嫌長沙太熱了。我們兩邊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長沙西門外。在長沙只有半年。到長沙後，文學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個聖經學校，法學院是在長沙，我是在長沙，金嶽霖先生等是在衡山，兩個地方。（見王中江《金嶽霖其人其學訪問記‐‐陳岱蓀先生訪問記》，載《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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