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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ldo;沒齒難忘的失策&rdo;，傅斯年耿耿於懷，李濟後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ldo;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rdo;云云，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討伐。

儘管如此，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事前傅斯年和胡適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都有郭沫若的大名。當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開評議會會議，討論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傅斯年赴美就醫，史語所由代理所長夏鼐出席，夏據理力爭，最後以多數票透過郭沫若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和9月舉行院士大會時，郭沫若已由國統區轉移到香港，即將於中共陣營中發跡，自是不把這個院士稱號放在眼裡了，此為後話。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於深受郭沫若&ldo;鑿破鴻蒙&rdo;、&ldo;拍案叫絕&rdo;、&ldo;高誼&rdo;與&ldo;卓識&rdo;等吹捧的刺激，雖預設傅斯年&ldo;嚴禁資料外洩&rdo;的&ldo;家法&rdo;與&ldo;鐵律&rdo;，但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難以忘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的關係趨於緩和，郭沫若結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隻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訊息，主動去信與之聯絡，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後，機會終於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託，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並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ldo;二堂&rdo;的歷史性會晤。

據董氏後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面後，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借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徵屍方，帝乙帝辛費考慮。

萬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屍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沫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聲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暈眩恍惚起來，把郭沫若當做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館，董作賓借著酒勁，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贈絕句》一首，對郭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表示了自己將繼續為甲骨學事業奮鬥不息的決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24]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並存於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

三十一年春，訪沫若於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戰之役，餘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鑽研而為餘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25]

此時的董作賓只顧得與郭沫若握手言歡，揮墨題跋與擱筆太息，竟把自己來重慶的職責和任務忘得一乾二淨。在李莊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為光火，在給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的信中，滿含怨氣地說道：&ldo;彥堂此行，旨在可謂場鬧之至。弟初以藥未至，遂言不去，繼得藥至，頗有去意。如去，則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