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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最後關頭上，分成小組穿過敵人戰線的企圖，希特勒的&ldo;最後決定&rdo;始終未成事實。儘管如此，集團軍群卻仍曾設法幫助他們獲得生存，例如在敵後某些地點投擲食物，並派偵察機去搜尋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達到集團軍群的正面，同時我們的飛行員也沒有任何發現。

無論如何，保盧斯的電報卻指出直到最後一分鐘，那些第6集團軍中的人員只要尚有餘力，仍未喪失其戰鬥意志。的確，我們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準備突圍。這也是我們採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儘管結果是毫無所獲。

1月22日，俄軍佔領了古門拉克機場，於是補給再也不能著陸。在報告了他已經無力填補缺口以及糧食、彈藥已經耗盡之後，保盧斯現在就開始希望希特勒準許他與敵人談判投降。關於這一點，我曾與希特勒在電話中作了長時間的辯論，我力勸他批准投降，因為該集團軍的抵抗已經日益微弱，對於整個集團軍群的情況已無作用，所以現在應該結束這場英勇的苦戰了。在這場苦戰中，第6集團軍為了牽制一個遠為強大的敵人，已經用盡了最後的氣力，對整個東線的戰鬥已經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第6集團軍的苦難已經不再能夠牽制任何敵軍了。

在長時間和激烈的辯論中，希特勒拒絕了保盧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並命令該集團軍抵抗到底。他的理由還是說，能多抵抗一天，則在史達林格勒的俄軍即不能轉用於其他地區。事實上，全盤的情況現在已經夠嚴重了，俄軍在頓河已經擊潰了匈牙利集團軍，b集團軍群在地圖上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從頓涅茨河的弗洛希羅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頓河的弗侖尼茲(voronezh)為止，已經裂開了一個大缺口，大量敵軍可以從此湧入，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在這種環境中，頓河集團軍群和a集團軍群(現在正從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經大有疑問了。

希特勒認為第6集團軍現在即使已經不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為幾個小型包圍圈，再繼續抵抗相當長的時間。最後他又宣稱根本不能投降，因為俄國人從來不會遵守他們的諾言。

第二個預測就原則上來說是很正確的，儘管表面上並不如此，事實上，落在俄國人手中的戰俘總數為9萬人，存活至今的不過幾千人而已。而且此處應該強調說明，當時俄國人還有完整的鐵路線，直達史達林格勒。若是他們有善意，就可以供養和撤出戰俘。固然寒冷和疲憊足以喪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還是高出了應有的標準。

當希特勒拒絕了我的要求不準第6集團軍投降之後，我自然面臨著一個私人的問題，是否應該辭職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頭也並非第一次。在1942年聖誕節前後，我未能說服希特勒準許第6集團軍突圍的時候，這個問題尤其困擾著我的良心。在以後的幾個月當中，我又一再碰到這個問題。

我想任何人都應能體諒我在當時的心情。如果一個人在執行任何緊急軍事行動時，都必須事先與自己的最高統帥做一番神經緊張的拉鋸戰，都會感到吃不消而想擺脫責任。當時我的作戰處長布西上校曾經向第6集團軍的工兵指揮官說過：&ldo;假使我不是為了部隊的緣故，一再懇求他(曼施坦因)留下來不走，否則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辭職了。&rdo;布西是我的最親密同僚之一，他的話很能代表我在當時的態度和立場。

但是對於一位高階指揮官在戰場上辭職的問題，我也有略加評論之必要。第一點，高階指揮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樣，並不能隨意捲起鋪蓋就回家。無法強迫希特勒接受辭呈，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如此。在戰場上的軍人，所處的地位並不象政治家那樣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軍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必須服從命令作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