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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日本參謀部在中國各地駐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動的。在民國五年以後，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動。而外務省所轄的領事官，除了管理僑民之外，對於本地方的政治上，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不大和軍政界幹部的人們來往，所以取得情報的能力，陸海軍人較之領事官為大。自從國民黨改組而後，國民黨的中央，對於日本取一個不理睬的態度。而各地的民眾，是絕對排日。兩三年當中，在南方各地的駐在武官，和當地的軍政領袖，幾乎失了關係。此時黨的組織，漸加嚴密，從前兩院的政客們，除了真是做革命黨的而外，也不能東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報而操縱的線索，因此更少了一個大部分。因此參謀本部對於中國問題，足以時時處處，勝過外務省的能力少起來了。這是前內閣的對華方針居然可以自己決定，而外務省居然可以不受參謀本部指揮的一個大原因。

本來，日本人的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可以說無論什麼人，大體都差不多。維持在滿洲的特權，和在直魯及三特區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維持日本在中國的最優發言權支配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權。這幾種根本政策，現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誰也沒有兩樣。當然外務省系的人和參謀本部系的人，決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為對於世界關係的認識兩樣，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來我們覺察到日本對華的態度，有一個轉換。從前屬於外交系的人，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崇拜英國，事事聽英國的話。關於中國的方針，儘管遇事主張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權力，而遇事都仰英國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統率外部和總理內閣的時代，這一個趨向，是很真切而極端。本來加藤是替桂公爵辦事的一個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親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後，他領袖憲政黨十年，這十年的當中，他把桂太郎早認為已經任務終了的日英同盟，仍舊奉為天經地義。直到歐戰既終，日本以歐戰當中積極、消極對於英國那樣的幫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國的感謝。滿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間，還想要勉強運動保持，然而被英國半文不值的丟了。自此以後，外交系的人，對於英國，才漸漸不像從前那樣恭順。在一方面，這幾年來，中國極度的排日熱，一轉而為排英熱，同時不能有兩物生存於同一個空間，積極排英，當然便把日本問題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們很留意中國人心的趨向，看到這一個情形，很瞭解這是挽回中國民間排日風潮的機會，絕不願意再跟英國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國人負責。在陸海軍系的人，尤其是陸軍系的人，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方針，向來是抱定一個進取的國防計劃，所謂&ldo;蠍形的政策&rdo;，一切方法都從這裡面打算出來。他們向來不問國際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樣奉英國若神明。而在近兩三年來陸軍參謀部內的日英協調論非常濃厚起來了。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發展，是絕不利於日本，而在南方中國，日本又沒有獨行其意的勢力基礎。為壓伏中國革命運動計，他們便想取一個&ldo;北日南英中協調&rdo;的政策，就是對於南部中國，英國獨立處理之。北部中國，日本獨立處理之。而對於中部，則日英兩國以協調的精神取協調的形式。在今年英國出兵上海的時候，陸軍方面極力主張出兵，前內閣則不願意如此。及南京問題發生，出兵論更盛，而外務省方面，還是取鄭重態度。後來內閣一交替，山東出兵的事便實現了。山東出兵的意義，在日本人方面，他們說是僅為保護日本僑民。而其實際是因為革命軍佔領了江蘇，更向北進展，他們所最愛的孫傳芳的勢力，差不多已經消滅乾淨，張宗昌又是絕無戰鬥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東西。倘若革命軍一氣呵成地北攻，山東的底定，是很不難的。於是以維持&ldo;蠍形政策&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