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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面控制，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來所組成的&ldo;三入團&rdo;手中。

儘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振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儘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回憶錄裡寫道：&ldo;儘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rdo;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價。他說：&ldo;我認為，李德自己並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rdo;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ldo;如虎添翼&rdo;般地助長了中國的&ldo;左&rdo;傾政策。

伍追述說，&ldo;我們稱他為&l;太上皇&r;，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rdo;

伍慘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種局面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據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確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麼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並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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