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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發表以後，同學們就給我一個綽號「畫家」。每天來訪先生的那個大塊頭看了畫，點點頭對先生說：「可以。」這時候學校初興，先生忽然要把我們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買一架風琴來，自己先練習幾天，然後教我們唱「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的歌。又請一個朋友來教我們學體操。我們都很高興。有一天，先生呼我走過去，拿出一本書和一大塊黃布來，和藹地對我說：「你給我在黃布上畫一條龍，」又翻開書來，繼續說：「照這條龍一樣。」原來這是體操時用的國旗。我接受了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龍放大，然後描線，塗色。但這回的顏料不是從染坊店裡拿來，是由先生買來的鉛粉、牛皮膠和紅、黃、藍各種顏料。我把牛皮膠煮溶了，加入鉛粉，調製各種不透明的顏料，塗到黃布上，同西洋中世紀的fres1畫法相似。龍旗畫成了，就被高高地張在竹竿上，引導學生透過市鎮，到野外去體操。此後我的「畫家」名譽更高；而老媽子的畫像也催促得更緊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說二姊丈會畫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關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見他們有種種特別的畫具：玻璃九宮格、擦筆、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請教了些畫法，借了些畫具，又借了一色照片來，作為練習的範本。因為那時我們家鄉地方沒有照相館，我家裡沒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後，我每天一放學就埋頭在擦筆照相畫中。這是為了老媽子的要求而「抱佛腳」的；可是她沒有照相，只有一個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臉上去，沒有辦法給她畫像。天下事有會巧妙地解決的。大姊在我借來的一包樣本中選出某老婦人的一張照片來，說：「把這個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們的老媽子了。」我依計而行，果然畫了一幅八九分象的肖像畫，外加在擦筆上面塗以漂亮的淡彩：粉紅色的肌肉，翠藍色的上衣，花帶鑲邊；耳朵上外加掛上一雙金黃色的珠耳環。老媽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象，也說「象」了。自此以後，親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畫容像。活著的親戚也拿一張小照來叫我放大，掛在廂房裡；預備將來可現成地移掛在靈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假、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種義務生意。直到我十九歲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幾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擦筆肖像畫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為我近來「不肯」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來，哀求地託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無法對她說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館裡，託他們放大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後遂無問津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畫，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這條崎嶇的小徑。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裡，給學畫的人作借鏡罷。

夢痕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遊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為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姊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著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捲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夾取一筷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