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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英外交關係升格20週年前夕，兩國領導人又剛剛簽署了關於新機場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所以，訪問的氣氛較好。

不過就在那個時候，英方又醞釀在香港立法機構中推行一種所謂&ldo;常設委員會&rdo;的新制度，意在提高立法機構的權力，以制約行政機構。

針對這一動向，我在會談中特意向赫德提出，基本法已為未來特別行政區設計了行政主導體制，這種體制也是多年來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如果現在改為立法主導，勢必與基本法牴觸。中方不希望發生這種事。當時，赫德還是表示，英方無意改行政主導為立法主導。

關於1995年下一屆立法局的選舉，我提醒英方，這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的辦法應該與基本法相銜接，否則不能直接過渡。赫德說，英方將於1993年就此做出決定，此前將與中方磋商。

然而，我訪英後不久，英國政府於4月任命曾任保守黨主席的&ldo;強勢人物&rdo;彭定康，取代了被視為對華&ldo;軟弱&rdo;的衛奕信，出任最後一任香港總督。

彭定康一上任，就進一步大幅度地改變英國對香港的政策。兩國圍繞香港政制發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變成新一輪公開而嚴重的較量。

英方&ldo;三違反&rdo;的政改方案

按理，最後一任港督的使命應該是在香港過渡期的最後階段，與中方很好合作，保證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功德圓滿，可以名留青史。

不想，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卻反其道而行之，就怕向中方交接政權時太順利。

他於1992年7月上任後不久，便推出了一個與中方對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對香港面臨的1994年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完全搞了另一套設計。表面上，這個方案仍然說要維持行政主導制；實際上，卻要急劇改變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團體和選舉委員會的間接選舉改為變相的直接選舉；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區域組織委任制，改變區域組織的非政權性質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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