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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人民。對於從事武裝鬥爭、在人民群眾中有聲望、有影響、有才幹的共產黨員，只要落到他手上，自然堅決鎮壓，格殺勿論。畢維周、白明善等同志就犧牲在他的魔爪下。對於一些被抓的無證據、無聲望又不牽連武裝鬥爭的學生娃或社會關係較硬的政治犯，他假惺惺的&ldo;考慮社會影響&rdo;，故存在被釋放的可能性。如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就被釋放了。因此我一進第三監獄，黨組織就派人教導我如何應付敵人。

我入獄後，每月至少提審兩次。法官根據安定縣的呈狀和軍法處的口供反覆折騰，妄圖尋找破綻，以便定罪。但敵人的審訊始終一無所獲，到1934年7月下旬，只好將我的案子轉交給高等法院檢察官宋繼周審理。黨組織及時通知我，向法庭提出調原告雷治富、折可達到堂對質。

原來自我入獄後，安定縣黨組織就一直在設法積極營救。這一次他們派遊擊隊到南溝岔區公所警告折可達、雷治富，若敢到榆林對質，傷害到李先生的性命的話，就要殺他們全家，以償血債。他倆只好在橫山縣的親戚家藏匿起來。其親戚經我黨組織做工作，同意幫助我們，對他們進一步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出不了庭。原告不到堂，給我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就可以理直氣壯的揭露雷治富、折可達誣陷我的罪行。法庭既調不來原告，又無有力的證據，只好對我宣判無罪討保釋放。

不久，安定縣黨組織要孫禮庭先生寫好保狀，動員了開明紳士楊如震、侯錫康、齊得功及第一、第二高小的校長和教育界人士等50多人聯名具保。黨組織派專人將保狀送至國民黨陝西省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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