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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學生的時候，他的一位對歷史頗有些建樹的同窗曾經這樣感嘆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著名暴君查理一世生不逢地‐‐&ldo;其實查理一世也沒做過什麼特別出格的事兒，不過就是關閉了議會而已，資產階級的那幫人就是難伺候，這樣的皇帝要是在中國，我的天哪，那簡直就是明君呀。&rdo;

沈哲當時就覺得，如果一介政府，可以讓這個世界時除了北韓之外（當然這是在21世紀那個時候）最為高層考慮，最體諒政府，以及對於最高領導階層通常抱有美好的幻想以及感恩之情懷的群體，忍無可忍以至於揭竿而起，那麼這樣一個政府肯定已經是到了它生涯真正意義上的終點，而且若是不作出調整，想在任何一個國家生存下去都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美國紐約曾經形容他們的城市為&ldo;youcandoithere,youcandoiteverywhere&rdo;而這個時代的中國對於他的上層階級的形容則可以是&ldo;youcannotdoitthere,youcannotdoitanywhere&rdo;

而在山東，他是更加深刻地感覺到了愚民政策的力量。畢竟在沈哲以前的那個時代，不管怎麼說還是資訊發達，什麼思想理念都接觸得到，受西方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嚴重，各種傳媒總會有一些憤青式的任務看什麼政策不順眼。但在晚清這樣一個時代中，這一批人似乎並不存在，就像北京城裡的老百姓已經忘記了，當年英法聯軍攻入京城的時候，朝廷是怎樣地棄他們於不顧，避走熱河，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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