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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我們認為，他們渴望並決心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鬥。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三、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裡是指北越和越共），它們可以鼓動人民為它們的信仰和價值去戰鬥，並付出犧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仍然在重複著類似的錯誤。

四、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在我們與蘇聯不斷發生的對抗中，也經常出現這種失誤‐‐如在柏林、古巴、中東等問題上‐‐我們好像從未聽到過湯米&iddot;湯普森、奇普&iddot;波倫和喬治&iddot;f&iddot;凱南的告誡。這些高階外交人員曾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研究蘇聯。它的人民和領導人，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會有何種反應。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建議在形成我們的判斷和決策時毫無作用。高階官員在做出關于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諮詢。

五、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的軍事策略，與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與思想的任務結合起來。

六、在我們決定行動之前，對於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捲入東南亞的軍事衝突，我們沒有能與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深入和坦誠的爭論。

七、當行動已付諸實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們背離既定的方向時，我們沒能一直徵得公眾的支援。其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在讓公眾理解我們面對的複雜局面，以及他們如何會對必要的改變做出積極的反應上，我們的確缺乏應有的準備。而此時，我們的國家正面對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個遠在天邊的陌生國度。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力量並不是其軍事的強大威力，而是其民眾的同心協力，而我們卻恰恰失去了此點。

八、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萬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麼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並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它國家。

九、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美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對我們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所做的反應外‐‐應該在得到國際社會全力支援（而非只是做個姿態）的情況下，與多國部隊共同進行。

十、我們沒有認識到，國際事務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對於將解決問題作為其生活的信仰與實踐的人們來講，這的確是很難接受的現實。然而有時，我們也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並不整潔的世界裡。

十一、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基本的錯誤是，我們沒能組織一個高層的行政領導班子，去有效地處理那一系列異常複雜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為此，我們承受了極大的風險，付出了生命損失在內的沉重的代價，長期處於動用軍隊的緊張壓力下。假如，這類軍事和政治問題是總統和其顧問們面臨的唯一問題，那麼，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將會使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好在，情況並非如此。當時，我們還面對一系列其它的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我們沒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討論我們在東南亞的行動、我們的目標，用其它方式處理它的風險和代價，以及在失敗已很明顯時改變戰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