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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練軍」，自然練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範」、「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髮，甩到地上，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教習來教啊。其它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教，哪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但是那時歐美遊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並舉例項細論文。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遊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善加利用，他們是有其貢獻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於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後來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nstant von hannecken）。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升號」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於海者七百人，漢氏竟以善泅倖免。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後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幹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ran eff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ran arrogance）。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不數月便自覺吃勿消，乃掛冠而去。──這時「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政府要趕練新軍，急於燃眉，而朝中無人。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遊刃有餘的。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後方幫辦糧臺，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於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曰，袁世凱並未實授「溫處道」。這實在是多餘的話，須稍加解釋。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輊）。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銓敘有定製（參閱「大清會典」）。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筆者附註：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後，還有什麼「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沒有一部「六法全書」。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麼「無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老法律丟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這是人類杜會生活中，最壤的模式。李登輝總統今後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這就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