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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決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兵百萬；70年代末支援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ldo;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rdo;。如果不計歷史舊帳，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ldo;十年&rdo;：1959～1969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1969～1979年是十年對抗；1979～1989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1982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3月24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係。

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資訊。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臺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ldo;8&iddot;17&rdo;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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