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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寫型別。與這種型別說密切相關的是美即型別而型別是事物的&ldo;常態&rdo;的說法。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之一孟德斯鳩說過一段話可為代表：

畢非爾神父給美下定義，說美是最普通的東西的匯合。一經解釋，這個定義就顯得很精確。……他舉例說，美的眼睛就是大多數服臘部像宮那副模樣的眼睛，口鼻等也是如此。

所謂&ldo;最普通的&rdo;就是&ldo;最常見的&rdo;，&ldo;最有代表性的&rdo;，所以也就是同類事物的常態或型別。自然主義的文藝理論家丹納也認為凡是能很清楚地顯示&ldo;種類特徵&rdo;的就是美的事物。

型別說和定型說的哲學基礎都是普遍人性論。依古典主義者的看法，文藝要寫出人性中最普遍的東西才能在讀者或觀眾之中發生最普遍的影響，才能永垂不朽。寫最普遍的東西就是寫型別和定型。普遍人性論是脫離社會歷史發展和具體情境而抽象地看人的結果。所以型別說和定型說所著眼的也都是抽象的人，其結果當然寫不出具體生動，有血有肉的人。在型別說和定型說的擁護者的眼裡，一般和特殊是絕對對立的，為著顯出共性，就不得不犧牲個性。

型別說和定型說不但反對個性，而且反對變化，都要求規範化和穩定化。這裡可能畢竟有它的階級根源，反映出過去統治階級維持統治階級體統的願望。型別說和定型說在西方最流行的時代主要是封建時代，當時文藝所表現的主要是封建社會上層人物，型別和定型的人物描繪有利於維持他們身份的尊嚴。這從新古典主義時代所定的一些清規戒律中可以看出。十六世紀義大利詩論家穆粹阿反對把國王寫成是平民出身的，(1)十八世紀英國批評家責怪莎士比亞在《柯里拉弩斯》劇本里把一位羅馬元老寫成一個小丑，就連啟蒙運動領袖伏爾太也責備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裡不該把國王寫成一個小丑。約翰生針對這兩人的指責，從人性論的角度，替莎士比亞進行過辯護，可是他自己還是責備莎士比亞不該讓麥克白用&ldo;屠夫和廚子在最卑微的任務中所使用的一種工具&rdo;（刀）去&ldo;幹一種重要的罪行&rdo;（殺國王）．他們責備的理由都是破壞型別，違犯&ldo;合式&rdo;（deru）那條規則。從此可見，新古典主義者的&ldo;守住典型&rdo;的口號如果譯成具體的語言，就會是&ldo;不要讓統治階級的大人物喪失身份&rdo;。

法國啟蒙運動本來是反對封建以及點綴封建場面的新古典主義文藝的但是伏爾太和狄德羅在典型觀點上都還沒有完全擺脫新古典主義的影響。狄德羅在《談演員》裡很強調理想，而他的理想畢竟還是型別。他曾舉莫里哀所寫的《偽君子》喜劇為例，來說明&ldo;某一偽君子（現實中個別的偽君子）與&ldo;準偽君子&rdo;（經過藝術典型化的偽君子）的分別，認為理想的人物（即典型人物）形象應顯出同一型別人物的&ldo;最普遍最顯著的特點，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精確畫像&rdo;。從此可見，狄德羅仍是把典型和個性對立起來，為著典型，就寧願犧牲個性。他的看法如果作為反映法國古典喜劇創作經驗來看，倒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法國喜劇寫典型人物一般都像莫里哀寫《偽君子》那樣，把同類人物的&ldo;最普遍最顯著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出來。不過狄德羅對於典型說畢竟作出了新的貢獻。他認識到人物性格取決於導致衝突的情境（見《論戲劇體詩》第十三節）。這是主要的一點。其次，他認識到&ldo;理想（即典型）是藝術家先構思好的&ldo;內在範本&rdo;，然後體現於外在的作品，它是既根據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所以理想總要比現實高一層。這就回到亞理斯多德的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