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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並由此而反目成仇。這就是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筆下的各種派別和各種傾向的名士雜然混跡、互相為鄰、互相制約、互相矛盾、互相撞擊的錯綜複雜的現實社會境況，這種境況是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的具體化。正是這種嚴峻的形勢使得一代知識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們在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會環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頓，卻又既不是由於他們落伍於時代、站在逆時代潮流的立場上、缺乏理想與激情，也不是由於他們行動上的消極與無力。恰巧相反，他們一直是滿懷著進步的理想與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奮鬥著，不甘於碌碌無為，不甘於放棄自己的職責，甚至寧可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迪布勒伊為了組織一個獨立的左派與法共進行聯合行動，不惜放棄了寫作；為了使這個左派組織具有實際內容，又不惜使用了勸說、施壓等各種手段使自己的好友與跟隨者亨利就範，獻出了他心愛的《希望報》；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進行各種政治社會活動，制定綱領、參加集會、撰寫文章、進行磋商、接待追隨者，等等；在兩大勢力、兩大陣營對峙的複雜形勢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論行動都嚴格以不損害蘇聯與共產黨為準則，為此，他又犧牲了與亨利的友誼；而後來，為了繼續為理想而奮鬥、為了籌辦新的刊物，他又拋棄前嫌，主動與亨利修好；儘管讀者經常見他是在書房裡伏案，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的方向、不斷行動的人物，用亨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永遠&ldo;朝自己的方向衝去&rdo;的人物，是一個&ldo;將不斷地超越自己、超越別人，直到生命終結&rdo;的人物。同樣，亨利也是一個既有進步理想又有積極行動的人物，他在社會政治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親密的追隨者和合作者，幾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滿了朝氣蓬勃的活力，在戰後複雜的境況里居然頗有所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與報刊主筆，他對葡萄牙獨裁政權、對馬達加斯加人權問題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為一個作家，他努力堅持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困頓的境況中也頗有成績，而他的那種顧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則從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創辦的《希望報》獻給了&ldo;革命解放聯合會&rdo;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與迪布勒伊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沒有迪布勒伊那樣強烈的黨派精神與自覺的陣營意識，因此，他在如何對待蘇聯存在集中營與勞役制度的問題上才與迪布勒伊分道揚鑣。

像這樣的知識精英似乎不該陷入困頓與失敗，但事實上，他們的困頓很嚴重，他們的失敗很徹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為之奮鬥的獨立的左派組織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報》也被右派奪走了，他還由於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賽特這個妙齡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違反他一貫的誠實正直品德的錯事，為附敵分子提供了偽證，差一點身敗名裂。而迪布勒伊與亨利團結在他們自己身邊的一個有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離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兩次飛往美國與情夫歡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險些走上了自殺的絕路；朗貝爾在困頓中奔突了一陣子後，幾經猶疑與矛盾，終於投向右翼，並公開撰文&ldo;反戈一擊&rdo;；塞澤納克可恥地死去；樊尚成為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恐怖分子；薩瑪澤爾也投靠了戴高樂派。經過這樣一個從奮鬥、困頓到失敗的過程，迪布勒伊與亨利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艱苦努力完全無濟於事，自己想要有所作為而註定了將無所作為，&ldo;我們又回到了零點&rdo;。那麼，&ldo;怎麼會落到這一步呢？&rdo;他們的困頓與失敗究竟來自哪裡？迪布勒伊自己寫書進行了總結，他終於認識到了，&ldo;法國已經淪為一個五等的小民族&rdo;，在戰後的世界上，&ldo;鬥爭在蘇聯與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