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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沒有問她什麼，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麼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史達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面。會面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面，每次見面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面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ldo;來跟我一起看材料。&rdo;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裡邊什麼都有：報告、報導、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ldo;蘇聯社會主義&rdo;制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了望羅貝爾：

&ldo;裡面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rdo;我問。

&ldo;肯定有許多情況。&rdo;他簡短地回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面並不怎麼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制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裡，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準得到勞動報酬。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裡，強制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於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儘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ldo;那麼，您怎麼辦呢？&rdo;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ldo;我不知道。&rdo;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佈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ldo;您不知道？&rdo;

&ldo;不知道。&rdo;

&ldo;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rdo;我說，&ldo;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rdo;

&ldo;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採取什麼決定。&rdo;羅貝爾說，&ldo;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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