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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張居正對明朝的政事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下手，進行了頗有成效的改革。政治上，他整頓吏治，實行考成法，作為升遷、黜陟的依據；軍事上整飭軍備，加強邊防，選用能徵善戰、帶兵嚴格的將領，對蒙古採取安撫睦鄰政策；經濟上，清丈全國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一系列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使得萬曆前十年，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

如此卓有成效的統治，怎麼還會在後世被人說成是明之亡亡於神宗呢？

可惜好景不長，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神宗開始獨掌政權。反對改革的官僚紛紛起來攻擊、誣陷張居正，神宗也對昔日威柄震主的師傅日益不滿，回想起以前馮、張二人對自己的約束，神宗反感陡升。於萬曆十年十二月，將馮保以欺君蠹國之罪，免除東廠提督之職，抄沒家產，隨後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免，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復名譽或官職。又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查抄張家，謫戍家人，改革全部被廢止。

從此以後，朝廷一天天地走向沒落。他長年深居禁宮，盡情享樂，群臣不認識他，他不認識群臣。甚至連郊廟祭祀這些古代禮法社會中認為很重要的事情都委人代行，終日沉湎於酒色之中，使得朝政大壞。生活上他十分奢侈，揮金如土，喜歡大興土木，整個統治階級糜爛不堪，貪汙成風。他還以採木、燒造、織造、採辦為名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肆意蒐括民脂民膏，並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準。為此人心洶洶，民變紛起，社會越發動盪不安。

萬曆二十年(1592年)二月，寧夏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同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叛亂。明神宗被迫三路出征，史稱&ldo;萬曆三大徵&rdo;。三徵歷時十餘年雖然獲得全勝，但卻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國家遭難。

中國卷 第四編 日落前的烏飛鳶唳(5)

神宗因為寵愛貴妃鄭氏，想要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儲，而把皇長子朱常洛晾在一邊，這引起了全體大臣的激烈反對，是為明朝政壇重事之一的&ldo;國本之爭&rdo;，這是繼嘉靖朝&ldo;大議禮之爭&rdo;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皇帝與大臣的衝突。雖然最終勝利的是大臣，但此事前後拖延達二十年之久，為此有好多大臣掛冠還鄉，朝中職位空缺嚴重。神宗也與文官政府形成消極對抗，幾十年不理朝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東林黨人與邪黨的鬥爭更加是水火不容，持續了很久。而此時東北的後金卻迅速崛起，努爾哈赤用三十年的時間統一了女真各部，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後金政權。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ldo;七大恨&rdo;告天，嚮明王朝發起了進攻。&ldo;遼餉&rdo;的加派使民怨沸騰，神宗也從此愁眉不展。星火之光，最終發展成為燎原之勢，把明朝送上了覆亡之路。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神宗病逝。《明史》評曰：&ldo;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do;

對明朝的這幾位皇帝，柏楊先生給過一個很好的總結，讓人失笑，他說：&ldo;人的感情反應，有時候竟會恰恰相反。朱祁鎮、朱厚照之類的活寶，把皇宮當作不快樂的地方，總是到外面遊蕩。而朱厚熜、朱翊鈞之類癟三，又把皇宮當作最快樂的地方，連片刻都不肯離開。對於後者，我們真不瞭解，在那個範圍有限（不過三四十個院子）的皇宮中，每天所見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麼能自我關閉三十年，而不感到單調煩悶。&rdo;

神宗長子朱常洛雖然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