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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從屬於行政，則政府的統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於統一。

明朝從一開始就有重文輕武的傾向。經過一百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階段，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上的最高點;換句話說，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種畸形的出現，原因在於明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則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如果讓軍隊保持獨立的、嚴格的組織，和文官分庭抗禮，這一元化的統治就不可能如所預期的成長、發展，以至於登峰造極。這種制度既經固定，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其社會影響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

概括起來說，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能平衡，衝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調劑無效時，通常會導致戰爭。但是帝國的文官，則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動用武力，對他們了事就是失敗的象徵。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

在一般情況下，武將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視為賭博中的籌碼，必要的時候可以孤注一擲;而大多數文官則以中庸之道為處世的原則。

&ldo;流放&rdo;是一種僅次於死刑的法律懲治，也稱為&ldo;流刑&rdo;。而&ldo;貶謫&rdo;雖然也可稱為&ldo;刑&rdo;，但其實是一種政治懲罰，是將官員貶職到京師以外的邊遠地區。&ldo;貶謫&rdo;在中國歷史上，由來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對官員懲罰的一種重要手段。不過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範圍有所不同。

&ldo;貶謫&rdo;，作為對官員的一種懲罰無可厚非。對於那些犯有過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權力核心的官員，將其調離，下放基層，未嘗不是一種可取的措施。問題在於，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場，首先就有一個政治是與非、道德正與邪，其次是手段對與錯，動機善與惡，程度重與輕的問題。從歷史上的貶謫事件來看，其中大量的貶謫，其緣由或由於對君主過失的諫阻，對邪惡的揭露，對暴政、誤政的糾正、改革，對正義、正直的支援;但他們失敗了。

在專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權者個人的品德、作為，決定著整個政治生態的清濁。一個好的最高掌權者，即封建史家所說的&ldo;明君&rdo;，可以使一段時期的政治生態變得比較潔淨;而一個兇殘的、邪惡的、平庸的最高掌權者，必然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變得毒氣瀰漫，汙濁不堪。而這，也影響著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運。

&ldo;貶謫&rdo;，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多麼平常，多麼司空見慣。可是，在當時，卻是一件天大的禍事，對於充滿世態炎涼的中國官場、中國社會來說，那些遭禍的人，冤假錯案也好，罪有應得也好，立刻從人生的高峰跌入社會底層。在一個以權威的是非為是非的社會，誰來分辨你的對錯，誰敢議論你的曲直?掌權者的目的達到了，他們可以任意地指點江山，沒人敢再去同他們抗爭;小人們可以快意恩仇了，他們由於沒有了偉大而變得神氣起來;我們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這種黑暗下被扼殺了。

最高掌權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殘暴;同僚的排斥異己、打擊陷害、落井下石，這是造成古往今來任何不當的、錯誤貶謫的兩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前者。

同僚間的傾陷，根據權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謂的明君聖主的治下，這種現象也在所難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這種傾陷則是助紂為虐，火上加油。中國的官僚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本領，就是揣摩，他們能夠從最高掌權者的隻言片語中揣摩出最高掌權者的意志心態及喜怒好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