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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張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紀之後，中國的增長曲線呈現長波段的水平停滯狀態，而西方則進入爆發性增長階段。他們因此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無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來說，科學技術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都存在著適應性。也就是說，制度大於技術，中國的經濟和科技落後首先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思進取。139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西方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其中，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稱為&ldo;康乾盛世&rdo;。盛世的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長，由建國時約1億增長到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間生活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在國史上，若以時間計算，&ldo;康乾盛世&rdo;僅次於&ldo;貞觀‐開元盛世&rdo;。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ldo;康乾盛世&rdo;其實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週期性復甦，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定的狀態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上，我們更會發現，這所謂的&ldo;盛世&rdo;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在西方史上，17世紀是一個智力大爆發的時代，歐洲的思想家們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並集體奠定了現代科學殿堂的基石。有人統計了全球最重要的369個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現在歐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這段時間，比重之大，令人吃驚。正是在科技力的驅動下，歐美列國相繼實現了對中國的超越，從1700年到1820年，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2，歐洲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為6，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零增長。到19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為全球第一，可是經濟總量的增加全部來自於人口倍增的效應。140

觀察這一時期的中西歷史，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

其一，在工業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既有的經濟總量絕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與之相比，技術革新構成了工業化程序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時期的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ldo;空降&rdo;到東亞地區的，它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都與原有的&ldo;基因&rdo;格格不入，作為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的，甚至是毀滅性的。

這一超穩定狀態在19世紀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內憂。

先是因鴉片的非法輸入，帝國在1826年第一次出現了貿易逆差‐‐這一事實可以被看成中國經濟被西方超越的標誌性事件，白銀大量外流，決策層試圖透過禁菸的方式遏制外貿和貨幣狀況的惡化，激烈、資訊不對稱的貿易摩擦導致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關於這場戰爭，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斷，中國學者大多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ldo;擺脫&rdo;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卡爾・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一篇文章中便認為：&ldo;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