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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調整期，中央與地方在經濟領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勢，中央財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業的獲益能力越來越強，而地方收入則嚴重依賴於土地財政，2012年年底開始試行的&ldo;營改增&rdo;更是從縣區收入中划走一塊。在今後，隨著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以及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減少而將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擴大地方政府的行政許可權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觀經濟改革的首要課題。其可能的領域包括：透過稅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形成可持續的收入模式;將中央企業在地方的稅收分成大幅提高，用於各地的社會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資源稅留成比例;在監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總而言之，只有中央與地方重新切分&ldo;蛋糕&rdo;，才可能在未來繼續做大&ldo;蛋糕&rdo;。

至於均富，也分為兩類，即政府與民間的均富，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均富，其內在關係是，若沒有政府對民間的均富，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均富也不可能發生。

在過去的20年裡，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得益遠遠大於民間。2012年，全國gdp為519萬億元，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03萬億元，這還未包括中央企業贏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規費收入，匯總計算，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得益比例應超過30。2013年2月，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公佈資料，全國物流企業的運輸成本支出約為3萬億元，而其中，各地政府徵收的過路過橋費就佔到1/3，高達1萬億元。另以爭議最大的房地產行業為例，據經濟學家郎鹹平計算，政府總共徵收12項稅和56種費用，土地成本及稅費佔到了房地產平均價格的70。他因此呼籲，&ldo;房價下降唯一的辦法是政府取消稅費&rdo;。

在未來的改革中，政府實施大規模的減稅政策、減輕企業高負痛苦，以及加大對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是實現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諸子以來，&ldo;均貧富&rdo;就是歷代思想家和治國者最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團唯有獲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及進步。大一統的中國很難拒絕一個強大的政府，但應該控制它的慾望。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經濟最不可思議的三個部分，就是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土地國有化以及政府對民間金融業的全面壓制。此三項為未來經濟改革的主要戰場，已是政經界的共識，不過，在策略選擇上存在嚴重分歧。

在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國內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自由化主張，其中包括立即推行土地私有化、國有企業進行私營化改造、撤銷國資委、撤銷發改委等，有人甚至建議將國有資產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給每一個國民。這些&ldo;看上去很美&rdo;的主張，在民眾中引起極熱烈的呼應。然而，若我們回到歷史的基本面來觀察，也許問題要複雜得多。在歷代經濟變革中，此三大困疾均為核心命題，關乎國運興衰，它們如同中央集權制度一誕生下來就隨體而至的&ldo;胎記&rdo;，絕非一刀切除便可一勞永逸。

首先，在國有經濟改革方面，就如同很多人將中央集權制度與獨裁專制畫等號一樣，國有經濟也被打上了意識形態的記號，不少人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歷史的舞臺。但是，這樣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中國是&ldo;國有企業的故鄉&rdo;，自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於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