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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下，&ldo;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rdo;。77而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及財富聚集在少數家族的手中，又會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

在這個意義上，由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歷史的事實證明，缺乏集權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樣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及物質文明發展的經濟制度。與中央集權相比，分權自治所可能‐‐或者說必然帶來的戰爭等暴力威脅，給人民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在這樣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權與分權的兩難境地。

&ldo;桃花源記&rdo;的經濟學詮釋

公元184年，河北爆發黃巾軍起義，繼而引發公元189年的&ldo;董卓之亂&rdo;，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三國、魏晉南北朝。

這數百年間，出現了兩大極致景象，一是國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經濟的大倒退。

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魏晉南北朝，三是20世紀初的民國初期，其共同的特徵是，全數出現在中央集權瓦解或喪失的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思想禁錮被開啟，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宗教家。

與思想解放同時發生的是經濟的驚人大倒退。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西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ldo;錢貨不行&rdo;，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市場機能嚴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頓丘有五十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餘，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78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以洛陽為例，三百多年間六興六毀，繁榮轉眼成空，與洛陽齊名的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

更為驚心的是人口的銳減。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ldo;八王之亂&rdo;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長期的分裂戰亂，在中華民族的國民記憶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而根植下兩個傳統價值觀：其一，&ldo;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rdo;，在政治上，呼喚大一統的獨裁和集權統治;其二，在經濟上，嚮往避世無爭的小農社會。這是兩個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訴求，最終卻在明清兩朝得以&ldo;完美&rdo;實現。

東晉文人陶淵明曾寫《桃花源記》，講一個武陵漁民誤入桃花源，此地與外世完全隔絕，阡陌交錯，雞犬相聞，居民甚至&ldo;不知有漢，無論魏晉&rdo;。漁民告知外部世界發生的戰亂，&ldo;皆嘆惋&rdo;。這篇散文寫得十分優美，被列入後代的每一種教科書中，幾乎人人讀過，並以之為最理想的社會形態。

不過，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詮釋，結論卻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個沒有工商產業的農耕社會，物質條件非常貧瘠，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