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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釘牢在樹上，然後折了一根樹條，狠揍了狐狸一頓。狐狸吃打不過，只好從它自己的嘴裡跳出去跑掉了。吹牛大王得到了一張完美無缺的皮毛——至於那沒有皮的狐狸怎樣了，故事裡沒有講到，我想它應該死於肺炎——沒皮的狐狸很容易著涼。但這麼一講又很沒意思了。在愚人節裡我想到這麼一個道理：要編故事，就不妨胡編亂造——愚人節的新聞看起來也蠻有意思。要講真事就不能胡編亂造：雖然沒意思，但是有價值。把兩樣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沒有意思，又沒有價值。當然，這篇有感正好是把兩樣事混在一起來講。所以它既沒有意思，也沒有價值。

擺脫童稚狀態（1）

在李銀河所譯約翰·蓋格農《性社會學》一書中，第十七章“性環境”集中敘述了美國對含有性內容的作品審查制度的變遷，因而成為全書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對“Se情作品”的審查是最嚴的，受到打擊的絕不止真正的Se情作品。就以作家為例，不但海明威、雷馬克有作品被禁，連最為“道學”的列夫·托爾斯泰也上了禁書榜。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禁書榜上不但包括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萊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也只能出節本。事有湊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國內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也是節本，而且節得上氣不接下氣。這種相似之處，我相信不僅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們談到國內對書刊、影視某些內容過於敏感時，總是歸因於中外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國的三十年代和現在中國做個對比，就很容易發現新的線索。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Se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面對性作品拼命壓制，一方面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只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只能透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面。《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猥褻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制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裡禁止表現娼妓、長時間的Zuo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制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面（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錶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制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制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裡，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影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影嚴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只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影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機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機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