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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蘭夫婦返回祖國後的命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認為牛蘭在中國期間與託派有來往，並由此推斷牛蘭夫婦回蘇聯後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實上，牛蘭夫婦後半生的生活是平靜的，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蘭曾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此後他的工作崗位總是與中文有關，曾在兩所大學的漢語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蘭夫人於1964年病故前則一直從事她喜愛和擅長的語言研究和翻譯工作。牛蘭夫婦的兒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與父母團聚。

二萬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呢？牛蘭案件結束了，但這個交易線索卻無法割斷，結果卻導致佐爾格在中國工作的結束。

因為在這次交易背後，無形中留下了佐爾格情報組織和國民黨&ldo;中統&rdo;特務組織藕斷絲連的關係，也等於將他們的組織暴露在&ldo;中統&rdo;的視線之內。種種跡象表明，交易前的種種分析只是一種樂觀估計，特務己開始跟蹤、尋找他們。

為安全起見，莫斯科中央總部希望情報組織主要人員撤離中國。當時佐爾格堅持要留下來繼續工作，直到別爾津來電，告訴他中央對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中國。在被召回莫斯科，結束他在中國的工作時，佐爾格曾無限留戀地說：&ldo;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rdo;

佐爾格、方文、柳憶遙、肖炳實同時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組只剩下一個陸海防，因他未參加營救牛蘭夫婦，也對這項工作毫不知情，故無需撤離上海。

佐爾格情報小組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小組所收集的情報大部分透過哈爾濱取道海參崴，或經廣州取道香港再轉送莫斯科。有好幾份情報得到莫斯科總部的高度評價。在短短的三年中，佐爾格和他們的戰友們，在中國幅員遼闊的土地上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成員多達數百人，同時向蘇聯輸送了數十名革命青年學習情報技術。

1933年底，佐爾格和克勞恩經海參崴回到了莫斯科，圓滿地完成了在中國的情報使命。在中國的三年，對佐爾格本人來說是個經受鍛鍊的大好時機。離開上海時，佐爾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國事務的專家、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了。另外，他和克勞斯、安娜及尾崎秀實等人共同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這些經驗對他們以後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

理察&iddot;佐爾格回到莫斯科後，接受了蘇軍總參情報局局長別爾津將軍的指示，於1933年9月抵達東京，組建代號&ldo;拉姆扎&rdo;的情報小組，開展對德、日法西斯的戰略偵察活動。僅在最後三年，佐爾格就向蘇共中央發出了65420組密碼，即3271萬個字！這些情報包括：日本侵華的絕密計劃、諾門坎事件的軍事部署、希特勒進攻蘇聯的計劃、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談判內容及德軍在蘇聯邊境集結情況、日本的汽油貯備量、日本不向蘇聯西伯利亞進軍的情報……等等。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一幅幅駭人照片及數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爾格在中國現場拍攝和記錄下來，寄回當時的德國儲存下來的。

拉姆扎小組的成員來自九個國家：日本、蘇聯、德國、朝鮮、中國、美國、南斯拉夫和丹麥。報務員是德國人馬克斯&iddot;克勞森。

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在日本東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難。佐爾格犧牲後，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遺骨，並為他豎了一塊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著：&ldo;安息吧，英雄！為反對戰爭，為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