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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寧宗好學，但他似乎只注重讀書的數量，對書中的內容意義卻是一知半解，更談不上靈活運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時批覆而堆積如山。彭龜年建議他，讓負責進呈奏疏的通進司把奏疏開列一單，皇帝閱後，在單子上註明需要親自過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樞密院處理，這樣，處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對自己這位學生的天分，彭龜年深有了解，因此他乾脆附上了單子的格式，以便寧宗能夠照葫蘆畫瓢。但這番幾乎是手把手的教導，不知寧宗是真看不懂，還是嫌麻煩，最終沒有採納。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ldo;可&rdo;，倒也省去了不少時間，只是害得臣下們大費腦筋，兩位大臣的奏章針鋒相對，皇上都批了&ldo;可&rdo;，到底以誰為是呢？

即使是臨朝聽政，臣下們也難得聽到寧宗自己對政事的看法。負責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衛涇，曾經描述了他親眼目睹的寧宗上朝情形：&ldo;陛下每次面見群臣，無論群臣所奏連篇累牘，時間多長，陛下都和顏悅色，耐心聽取，沒有一點厭倦的樣子，這是皇帝謙虛，未嘗有所諮訪詢問，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rdo;寧宗耐性很好，但這並不能幫助他解決實際問題。他既沒帶腦子也沒帶嘴，只空帶了一雙耳朵去上朝，大臣們的論奏聽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態，也不決斷，進奏者已經口乾舌燥，最後卻仍然不得要領。如此聽政，身為臣子的衛涇只有以&ldo;謙虛&rdo;來為寧宗辯護，料想他心裡也在懷疑當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閱奏章，臨朝聽政，這些都是皇帝表達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徑，而寧宗也許是不願意受到任何約束，所以選擇了一條非正常的理政途徑‐‐御筆。御筆由皇帝在內宮批示，不經過三省等中央決策機構，直接下達執行。這種做法失去了對君權的制約，是不合制度的。傳達御宋代雜劇圖筆必經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強幹之君，尚不致釀成大患，但寧宗卻是個理政能力不強的皇帝，濫用御筆只能為權臣專政製造可乘之機。他們透過勾結宦官和後宮，或對御筆的批示施加影響，或在御筆的傳達過程中上下其手，讓御筆成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筆，代行皇帝之權。一次內廷宴會，一名伶人扮演買傘的顧客，他挑剔賣傘者，說雨傘只油了外面：&ldo;如今正（政）如客人賣傘，不油（由）裡面。&rdo;巧妙地以諧音暗指政事不由內（寧宗）做主，而觀劇的寧宗卻懵（ěng）然不曉何意。面對這樣的皇上，權臣自然是有恃無恐，更加肆意妄為了。

雖然寧宗對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見，但他對臺諫的意見卻是十分重視。宋代的臺諫官有糾正帝王為政疏失、彈劾百官的權力，他們的議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的公眾輿論，歷代宋帝都非常重視臺諫奏議。寧宗嚴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對人說：&ldo;臺諫者，公論自出，心嘗畏之。&rdo;殊不知，臺諫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計程車大夫入選臺諫，才能使臺諫發揮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寧宗卻缺乏辨別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測之輩因而可以大肆引薦黨羽進入臺諫，控制言路。寧宗一味認定臺諫之議代表公論，不可不聽，至於臺諫官到底是君子還是小人，卻不聞不問。結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嚮往的臺諫職位上，充斥著敗類，他們打擊異己、討好權臣，是權臣用以控制寧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寧宗不僅頭腦簡單，而且身體也不好。史載，寧宗走到哪裡，都有兩個小太監扛著兩扇小屏作前導，一屏上寫&ldo;少飲酒，怕吐&rdo;，一屏上寫&ldo;少食生冷，怕肚痛&rdo;，可見他體質羸（léi）弱。健康狀況也影響了寧宗處理政務，他整日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