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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且把刀帶走，並非是因為被告人畏罪，而是因為擔心自己一旦被抓，很有可能被司法機關錯判成故意殺人，正是出於這種恐懼心理，被告人出於一念之差，才逃離現場，並帶走刀具，希望這件事情不被發現。這只能表明被告人的法律意識缺失，而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據。關於被告人辯解正當防衛的過程，雖然公安機關做了偵查實驗，但並不能由此否定正當防衛的可能性。據被告人辯解，當時死者身上有濃烈的酒精味，應該是處於醉酒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被告人反抗的力量是足以使刀口反轉的。因此，偵查實驗並沒有準確還原當時的狀態，因而結論並不科學，不具有參考價值。關於被告人歸案後沒有在第一時間形成正當防衛的筆錄，這完全是偵查人員導致的。被告人歸案後第一時間作了正當防衛的如實陳述，但偵查人員以威脅方式，逼迫其作了有罪供述，這一點本辯護人前面已經作了詳細闡述。因此，被告人的辯解看上去似乎不合邏輯，有違情理，但其實都是事出有因的，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就能發現被告人的辯解其實是符合事實和情理的。第二，代理人說要求檢方排除正當防衛的合理懷疑是強人所難，這其實是代理人在混淆視聽。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證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所謂&l;排除&r;，就是要否定合理懷疑事實的存在，如果按照代理人的邏輯，凡是要證明一件事物的不存在都是不可能的，那豈不是說檢方對所有的案件都無法做到&l;排除合理懷疑&r;?那刑事訴訟法的這一規定豈不是一紙空文，不可能實現?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就本案來說，檢方如果能夠證明刀是被告人的，就完全可以排除正當防衛的可能，因為死者不太可能從被告人身上掏出刀來刺殺他，只可能是被告人掏出刀來刺殺死者。但檢方有充分證據證明刀的來源嗎?沒有，也就只有應當排除的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有罪供述。所以說，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只是在這個案件中，檢方沒有達到這個證明標準，因而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第三，代理人說如果判決被告人無罪將產生嚴重的不良導向，本辯護人實在不敢苟同。天底下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案件，每個案件有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這個案件判決被告人無罪，自然不代表今後所有的殺人案件中，只要是被告人辯解正當防衛就要判決被告人無罪，這種邏輯推理是很荒謬的。在故意殺人案件中，肯定不是被告人辯解正當防衛就要判決他無罪，而要具體分析其辯解的合理性，這種辯解要使法官產生合理懷疑，即辯解要具備一定的真實可能性，並且，檢方又不能透過舉證否定這種可能性，即不能排除這種合理懷疑，這種情況下才能判決被告人無罪。因此，代理人所說的不良導向完全是不必要的擔心。相反，如果法院判決被告人有罪甚至死刑，這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導向呢?這種判決令一個無辜的防衛者冤死，不僅會使被告人的家屬親友對司法感到絕望甚至痛恨，更將使所有具有正當防衛正義之心的勇士感到悲傷心寒，試問，如果非要正當防衛者證明自己是正當防衛才能免責，今後還有誰敢向罪惡揮出正義之手呢?面對罪惡的侵害，每個人都選擇逃避，選擇明哲保身，這個社會還能看到正義嗎?豈不是人人自危了嗎?所以，本辯護人再次懇請法庭判決被告人無罪，這個判決，意味著正義必勝，在全社會倡導和營造一種見義勇為、向罪惡反擊的社會風尚!&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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