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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移送到法院去，讓法院去判，這種比喻是不適當的。

對此，紅文經常提到，公安是收集&ldo;布料&rdo;(即證據)的，檢察院是&ldo;織衣服&rdo;的，要將這些零碎的布料織成一件完美無缺的衣服，還要拿到法庭上去叫賣，說服法官以合理的價格買下這件衣服，也就是要當庭說服法官採信控方證據並公正地定罪量刑，因而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責任是非常關鍵和重大的。

我非常贊同紅文的這個說法，公訴工作不是&ldo;端飯&rdo;這麼簡單，而是要一針一線、仔仔細細地&ldo;織衣服&rdo;，對證據進行認真細緻的甄別、梳理、審查、論證：對於缺少布料的，要求偵查機關補充完善(即退回補充偵查);對於完全不可能織出一件衣服的，則要決定作廢(即決定存疑不起訴)，絕不能將一件破衣服拿到法庭上叫賣(即不能&ldo;帶病起訴&rdo;)。所以說，我國的檢察官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控方律師，不是代表一方當事人，而是負有客觀義務，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審查案件，對認定有罪的人堅決移送審判，同時對疑罪不清和無辜的人堅決作出不起訴決定，全力保障無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盡力避免冤錯案的發生，做到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現司法公平正義。

但遺憾的是，檢察機關在人民群眾當中的認知度並不是很高，相當一部分群眾對檢察機關的職能還缺乏清晰的瞭解，對於公訴人這個職業，更是知之甚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檢察宣傳方式的欠缺和力度不夠是重要因素。檢察宣傳中，出版發表文學作品是形象直觀、受眾範圍廣的一種宣傳方式，但是，展示公訴人職業形象的文學作品比較少，並且在故事性、感染性、觀賞性、思想性方面都有欠缺。具體地說，就是過於嚴肅、刻板地敘事，故事情節不夠跌宕起伏，缺少懸念，把公訴人形象刻畫得過於完美，脫離現實，而且，還往往由於作者刑事訴訟理論功底和實務經驗有限，對司法現實問題的洞察挖掘和分析破解力不夠，在故事中蘊含的法治啟示和反思也極其有限，內行人很難從中汲取精神養分，外行人也很難從中領悟到多麼深刻的法治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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