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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就沒有性別之分了。這種研究顯示，為女性保留地方領袖定額是值得的，因為此舉克服了阻礙女性候選人的最初障礙。印度式的女性官員配額似乎打破了性別屏障，讓後來的政治體制變得更為民主開放。

不管女性擔任領袖的影響如何，其廣泛的效應都不容忽略，這點我們從美國歷史當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證據。之前提過，美國在女性取得投票權之後，孕產婦死亡率才大幅降低：當女效能發出政治聲音時，她們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會被優先對待。此外，有確鑿的證據顯示，當女性獲得投票權之後，會有更多經費分配到公共衛生，尤其是兒童健康方面，因為這是女性投票者強烈關心的議題。史丹福大學學者格蘭特&iddot;米勒（grant iller）曾經做了一項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婦女得到投票權之後，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公共衛生醫療措施。研究發現，如果某一州的婦女獲得了投票權，該州的政客會搶著分配更多經費給兒童健康護理，以便贏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睞；但在女性依然無法投票的州，這種事情沒有發生。&ldo;《普選法》頒布的第一年內，立法投票表決的模式轉變了，地方性的公共衛生支出大約提升了35，&rdo;米勒教授寫道，&ldo;頒布《普選法》之後，兒童死亡率降低了8～15……從全國來看，這樣的降低幅度等同於每年大約避免了2萬名兒童死亡。&rdo;

同樣的情況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1920年，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賦予全國婦女投票權，一年之後國會透過了《謝潑德-唐納法案》（射ppard-towner act）。該法案是用來保護孕產婦及嬰兒的，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劃時代計劃。&ldo;促使國會透過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害怕民意調查時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rdo;一名歷史學家這麼寫道。這段時期美國健康衛生方面的改善令人驚嘆：1900～1930年間，1至4歲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當然，出現如此大改變的原因還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對婦女參政的人士經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婦女參與外部活動，兒童就會受苦。事實上，我們的歷史證明，對於美國的兒童來說，女性參政具有廣泛的救命般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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