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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326…334）初，領徐州刺史。327年蘇峻叛亂，攻入建康。率軍渡江，與陶侃等奮力平叛。因功拜為司空、加侍中，改封南昌縣公。後又討平賊帥劉徵，進位太尉。

（1）東晉初年的兵力狀況

郗鑑，高平金鄉人，漢獻帝時御史大夫郗慮玄孫。郗慮是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據《晉書》卷六七《郗鑑傳》，郗鑑“博覽經籍”，“以儒雅著”，不改郗慮家風，屬於東漢以來的儒學舊族。在兩晉之際，從時尚考慮，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別顯達，人物又不預揮麈談玄之流，與王、裴諸族相比較，郗氏在士族階層中並不屬於很高的門第。

郗鑑起家，據本傳說：“東海王越闢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又據《晉書》卷五六《江統傳》，東海王越於永嘉元年（307年）為兗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江統應東海王越之命，舉郗鑑為賢良。這就是說，郗鑑透過江統，在政治上與東海王越有過一定的關係，但是並不深固。洛陽淪陷後，郗鑑未南渡，與宗族鄉黨千餘家保據嶧山（鄒山），受琅邪王司馬睿委署為兗州刺史，三年眾至數萬。以後，郗鑑被石勒侵逼，始輾轉南移，於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時距洛陽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紀瞻薦郗鑑於晉元帝，元帝徵鑑為尚書，入居京都。

關於郗鑑南來，《晉書》沒有明言其規模是率部還是舉家。陶弘景《真誥》卷一五《闡幽微第一》注曰：郗鑑“永昌元年率諸流民來渡江東”云云。從郗鑑南行先駐合肥，以後頻繁往來於合肥、建康之間的情況看來，郗鑑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來流民大體上是屯駐合肥，未得過江。流民帥所率流民不得過江而至建康，這在當時是通例，不獨郗鑑所部如此。所以《真誥》謂郗鑑“率諸流民來渡江東”，只不過籠統言之，並不確切。郗鑑以流民帥的身分，置流民於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詔郗鑑，這是東晉元帝表示對他寄予信任的一種姿態，當然也有羈縻而觀察之的意思。郗鑑自不願置其所統部曲於不顧，使自己喪失可恃的實力。所以他本人繼續與所率流民保持聯絡，頻繁地往還於合肥、建康之間。

郗鑑南來之時，王敦叛亂已經開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轉徙方鎮，並殺戮“南北之望”的戴淵、周等人。但是，默許王敦興兵抗拒劉隗、刁協計程車族人物，並不支援王敦篡奪東晉*，太原王嶠、太原溫嶠、陳郡謝鯤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從弟王彬也反對王敦。王敦只得暫還武昌，遙制朝政。明帝即位後，王敦準備再次起兵，乃移鎮姑孰，屯於湖，有另立東海王衝的圖謀。明帝懼王敦之逼，出郗鑑鎮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為外援。王敦不願郗鑑以流民為朝廷犄角，乃表請郗鑑為尚書令，郗鑑只得又返京都。這時距郗鑑南來剛過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門戶鬥爭的漩渦之中，成為影響東晉政局的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

郗鑑重回建康，據本傳說，“遂與帝謀滅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資訊。郗鑑滅王敦之謀，內容如何，史籍無徵。據下年（太寧二年，324年）明帝討伐王敦時郗鑑的擘劃，參以《晉書》卷七四《桓彝傳》明帝將討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之事，可知郗鑑所謀主要是用流民帥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援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只能籌之於較低計程車族人物郗鑑、桓彝，而郗、桓籌兵，也只能求之於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這是影響明、成兩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細細探索。

明帝時，東晉的兵力狀況是十分困難的。擁兵強藩除王敦外，還有陶侃、祖約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鎮廣州，未能參預荊、揚事態。祖約在豫州，繼統祖逖軍隊，屯駐壽春，這支軍隊歷來不服王敦。《世說新語·豪爽》：“王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