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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ldo;保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張學良一直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張學良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rdo;4並認為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不僅主張明確，而且是發揮了主導作用的。

根據張學良12月13日對總部全體職員所說的&ldo;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rdo;&ldo;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促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rdo;&ldo;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張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rdo;

這些大義凜然的講話，可看出他的&ldo;為國為民，光明磊落之心&rdo;。

&ldo;在事變的佈置中，張學良作了嚴格交待，命令其不準傷害，並絕對保障蔣的安全。當劉多荃打電話說蔣介石不見了時，張、楊非常著急。張學良對兩軍文武官員說：&l;若找不到他，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為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再引起內戰，那我張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r;由此可見，張學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確保蔣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內戰的爆發，以達到和平解決事變。

&ldo;在事變後，張、楊立即通電全國，敞開和談的大門，指出事變之目的，是對蔣&l;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r;，使他接受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在通電外，張學良又另電南京中央要人及親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對事變予以調解之助，孔祥熙對張電作了這樣的理解：&l;張、楊既於通電之外，復對餘及中央諸同志各有私電，是明予吾人以談判之機。&r;可見這些電報使南京親英、美派要人，對事變目的和處理事變的願望有了一定的瞭解，為和平解決事變增加了有利因素。為了穩定國內秩序，避免混亂，張學良還專電宋子文，指出&l;上海系全國金融樞紐，未容紊亂。&r;……&ldo;儘管蔣介石已身處張、楊囹圄之中，成為他們的階下囚，但張學良還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禮節，不厭其煩向蔣再度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納諫，蔣介石雖頑固不化，但由於張學良的至誠行為，無害他之意，求和平解決之心，對他最終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蔣在十七日致何應欽停戰手諭中寫道：&l;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r;蔣的停戰令暫時制止了南京的軍事進攻。張、楊為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進展。

&ldo;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透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l;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r;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為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只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為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