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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這種藉口對西方來說不是比對其他別人更講得通嗎？它曾帶去了醫學與衛生，減少了飢餓與死亡率，使生產合理化，總之使一直停滯在不發達狀態的傳統社會進入到發展的、變化的時代。西方難道比其他總想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國更應受到譴責嗎？

他們並不比淹沒一個國家的洪水或海潮更應受到譴責。唯一應該坐到被告席上的是這個國家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因為他發現有了對付這些自然現象的機會而拒絕加以利用。乾隆幾乎就是這樣做的。當時英國人來向他提出了發展的辦法，但他卻為了維護那個不可變更的秩序輕蔑地加以拒絕。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又重複了對&ot;不忠的商人&ot;採取的這種無情做法。

選擇運動

中央帝國拒絕了本來可以使它進入國際生產秩序的貿易協定。但它無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費的誘惑。這下中國不是作為一個貿易和工業大國而是作為毒品的消費者進入到世界市場。

它在1793年拒絕開放，這就註定了它要遭受以後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國的協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這在當時是可行的嗎？決定論者會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當我們研究前100年裡俄國發生的事情或後100年裡日本發生的事情，我們就會作出肯定的回答。一個民族如果領導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並投入進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亞速城牆下久攻不下，無法擊敗土耳其人時意識到了自己國家的落後。他決定自己去西方（法國、荷蘭、英國）尋找自己缺少的改革辦法和技術人員。這位最為專橫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訪中竟成了一位謙遜的取經者。回國後，他讓貴族與僧侶束手就範，剪去了領導階層的鬍子，縮短了他們的衣服，讓他們學習西方，改革軍隊與稅制，設政府各部與上議院、發展教育，採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並建起了無數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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