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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萬頁：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於只出一本則令人十分遺憾。於是，我便著手以敘事作品的形式將這些見證歸納綜合。《英國人的看法》與《傳教士的觀點》至少將摘錄發表在兩本附帶的集子中。中國人的見解

我還缺少中國人的見解。在1928至1929年間，中國檔案館編了一份印數有限的簡報。《掌故叢編》裡面確實發表了若干有關這個使團的詔書，以前只是從英國的資料中才能讀到這些檔案。但是，我認為天朝的官僚政權不可能不就這個史無前例的使團頻繁通訊。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學一位歷史學教授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幫助。他曾經校對過《法國病》的中譯本，他答應指導他的一名學生在內廷檔案中去尋找有關英國使團的朝廷書信和官員的回憶錄。

在此期間，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對使團途經之處作了分段旅行：澳門，舟山群島和寧波港，北直隸灣，天津，北京，在韃靼地區直到熱河（承德），從北京到廣州的內陸旅行，途經蘇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門。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熱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學發掘清朝文物的專家。他熟知馬戛爾尼及其夥伴曾經居住過的，或者是他們在北京、京郊或去韃靼的路上可能見到的倖存的或已不復存在的建築。在熱河，我們用了兩天時間來確定&ot;避暑山莊&ot;中使團下榻處周圍的形形色色的建築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著我--一件對研究人員來說再高興不過的事。一位年輕的大學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堆積在紫禁城地下室裡的檔案。他收集的數量有420頁之多，均用天朝官員的簡潔語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頭扎進這批珍貴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寫在許多卷宣紙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書--皇帝的親筆詔書，或是以他的名義由總理大臣或五位大學士之一簽署的諭旨；還有職位最高的官員直接寫給皇帝的奏摺。所有這些規格統一的檔案都像手風琴似的折著。批註均為朱紅色：這是皇帝親筆寫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幾個小時批閱這些文書。紙張看來完好如新。簡直可以說這些原件是在頭天寫的--並用熨斗熨去了皺痕。

他們將文書原件的縮微膠捲複製版交給我時就像一位教士給我聖體一樣小心翼翼，並向我指出從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數量的宮內文書。&ot;您優先得到這些文書的複製本表明，1978年12月召開的三中全會透過的開放政策已擴充套件到檔案領域。&ot;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部門：它們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這批沒有先例的天朝文書即將公諸於世。人們在本書中會見到若干有意義的片斷。例如讀者將會驚奇地發現&ot;彩虹勇士&ot;號事件在兩個世紀前已經預先發生；您將瞭解到英國人曾向中國建議軍事結盟反對法國。這些書信敲響了危險來臨的警鐘。我們看到龐大的組織開始製造抗體以便驅除敢於進入它內部的外來物體。

我在1988年進行了第八次旅行，這次又是雙喜臨門：收到了有關阿美士德使團的全部宮內文書；尤其是發現朱雍根據1979年歷史性的抉擇重新看待歷史，他的論文對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嚴厲的評價--閉關自守及拒絕現代化。沿途有30架攝影機

斯湯達把小說看成是&ot;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ot;。讀者下面讀到的這個故事則是由一套30多面鏡子，或確切地說是由30多架攝影機製作成的，它們被安放在書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團路經的途中。我僅限於整理和核實這些見證。通常我只是讓他們自己說。這些觀點各式各樣，以至兩個世紀以後，我們能夠首先勾勒出當時在場的人尚不清楚--當不是他們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