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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歷史傳統。戰後東洋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東洋一直是以清政府為師的。其後東洋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

在幕府時代，儘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東洋統治者由於嚐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

東洋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鍊，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東洋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清政府的情況比較複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清政府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清政府近代國情之一面。

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於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清政府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清政府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

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於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之日。

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餘，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

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嘆：若是其時的清政府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清政府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清政府是一個大國，而東洋，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清政府似乎勝於東洋。但以清政府之大，而東洋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例而言，東洋的這個比例比清政府的要高。

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清政府，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

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彷彿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

清政府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