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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
(12)王充在本書《齊世篇》、《定賢篇》、《書解篇》中都表明了這種看法。(13)楊:指楊朱。參見8·2注(13)。
(14)孟子批楊、墨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15)韓國三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16)辨:通“辯”。爭論。
(17)參見本書《書解篇》注。
(18)凡論:指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觀點。
(19)桓譚之論:指桓譚的著作《新論》。
(20)蘭臺:參見38·16注。
(21)道術之書: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漢室:把寫的奏章呈給漢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漢人,漢武帝時任郎中。
(24)當:判決書。下愚:本義是智慧低劣,這裡指誹謗朝廷,目無法度,不可救藥。
(25)以上事參見《史記·董仲舒傳》。
(26)所論:指王充在《論衡》中發的議論。
【譯文】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寫傳記,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覆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考察《六略》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跡的,阻止橫行放縱的。驅使遊手好閒的,希望有利於引導人們向善,迴歸到正道上來。孔子之所以寫《春秋》,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貶斥極細小的惡行,整頓亂世,使它返回正道,倫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備,用以矯正奢侈輕薄風俗的制度,規定得極為完備詳盡。河堤決了口而不修築,就有洪水氾濫的災害;網破了洞而不織補,就有野獸奔逃出來的危險。所以周代的禮制不敗壞,周代的老百姓就不會浮華輕薄;老百姓不浮華輕薄,孔子就不會著《春秋》。如果楊朱、墨翟的學說沒有搞亂經傳的本義,那麼孟子也就不會著書了;如果韓國不弱小,法度沒有廢壞,那麼韓非也就不著書了;漢高祖不爭論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張沒有轉變,那麼陸賈的《新語》就不會寫出來了;各種事情的記載如果不失實,各種觀點如果不壞亂,那麼桓譚的《新論》就沒有寫作的緣起了。所以賢聖們著書,引用事實不憑空編造,言必有據而不胡亂編寫。寫的東西有益於教化,教化施行有益於政治,所以漢代設立了蘭臺官吏,校勘審定其中的書籍,考訂書中的文字。董仲舒寫的天人感應、災異迷信的書,大多講的是災異的出現是政治敗壞造成的,書寫完備以後,就呈獻給漢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誣告這部書。漢武帝把董仲舒交給司法官吏審理,判決書認為董仲舒目無法度。董仲舒被判處死刑,漢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講災變怪異的事情,漢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況我所發的議論並沒有觸犯朝廷的言論,只是對事情是否符合實際道理進行考核,收集史實的說法呢?所以賢人生活在社會上,做官就盡忠宣揚教化,以顯揚朝廷的聖德;不當官就著書評論是非,糾正不良的風氣。世俗如果還不知道回到正道上來,就應該伸張道義指斥作壞事的人;著書的人如果不補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會覺察醒悟過來。
【原文】
84·3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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