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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

（12）王充在本書《齊世篇》、《定賢篇》、《書解篇》中都表明了這種看法。（13）楊：指楊朱。參見8·2注（13）。

（14）孟子批楊、墨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15）韓國三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16）辨：通“辯”。爭論。

（17）參見本書《書解篇》注。

（18）凡論：指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觀點。

（19）桓譚之論：指桓譚的著作《新論》。

（20）蘭臺：參見38·16注。

（21）道術之書：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漢室：把寫的奏章呈給漢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漢人，漢武帝時任郎中。

（24）當：判決書。下愚：本義是智慧低劣，這裡指誹謗朝廷，目無法度，不可救藥。

（25）以上事參見《史記·董仲舒傳》。

（26）所論：指王充在《論衡》中發的議論。

【譯文】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寫傳記，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覆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考察《六略》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跡的，阻止橫行放縱的。驅使遊手好閒的，希望有利於引導人們向善，迴歸到正道上來。孔子之所以寫《春秋》，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貶斥極細小的惡行，整頓亂世，使它返回正道，倫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備，用以矯正奢侈輕薄風俗的制度，規定得極為完備詳盡。河堤決了口而不修築，就有洪水氾濫的災害；網破了洞而不織補，就有野獸奔逃出來的危險。所以周代的禮制不敗壞，周代的老百姓就不會浮華輕薄；老百姓不浮華輕薄，孔子就不會著《春秋》。如果楊朱、墨翟的學說沒有搞亂經傳的本義，那麼孟子也就不會著書了；如果韓國不弱小，法度沒有廢壞，那麼韓非也就不著書了；漢高祖不爭論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張沒有轉變，那麼陸賈的《新語》就不會寫出來了；各種事情的記載如果不失實，各種觀點如果不壞亂，那麼桓譚的《新論》就沒有寫作的緣起了。所以賢聖們著書，引用事實不憑空編造，言必有據而不胡亂編寫。寫的東西有益於教化，教化施行有益於政治，所以漢代設立了蘭臺官吏，校勘審定其中的書籍，考訂書中的文字。董仲舒寫的天人感應、災異迷信的書，大多講的是災異的出現是政治敗壞造成的，書寫完備以後，就呈獻給漢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誣告這部書。漢武帝把董仲舒交給司法官吏審理，判決書認為董仲舒目無法度。董仲舒被判處死刑，漢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講災變怪異的事情，漢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況我所發的議論並沒有觸犯朝廷的言論，只是對事情是否符合實際道理進行考核，收集史實的說法呢？所以賢人生活在社會上，做官就盡忠宣揚教化，以顯揚朝廷的聖德；不當官就著書評論是非，糾正不良的風氣。世俗如果還不知道回到正道上來，就應該伸張道義指斥作壞事的人；著書的人如果不補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會覺察醒悟過來。

【原文】

84·3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