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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收入，不必再經伊比利亞人之手，也就是說，靠著低地國家商業繁榮賺來的財富將不會被帝國野心或奢侈花銷所浪費。這同時還意味著快速的回報能被用於再次投資，形成高效的資金鍊，促進資金流動，無論是對個體商人還是新生的共和國都有好處。

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收到了可觀的回報。1597年，一支前往東方的遠征船隊凱旋，帶回來的貨物利潤率高達400％。投資商見到如此高額的回報率，紛紛出資相助，於是商業艦隊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僅1601年一年就有14支遠航艦隊駛往亞洲，同時每年都有數百艘貨船跨越大西洋從阿拉亞半島（Araya）運回海鹽。

這讓西班牙人深感憤怒，他們重新採取軍事行動並實施另一輪的貿易禁運。著名哲學家、大律師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說，這隻能使荷蘭人更加堅定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與其在威脅和壓力面前後退，還不如儘快投資建立一個貿易網路，以此強化自身軍事力量和獨立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荷蘭成功的關鍵在於高超的造船技術，特別是淺吃水的船體設計，能讓船隊在北海和淺港順利航行。自16世紀50年代起，英格蘭人開始建造高速、牢固的艦船，同時荷蘭人也在開發更易操控、運載量更大、所需操作人員更少的航船，以便降低航行成本。這些帆船名叫“福祿特”（fluyt），它的出現為商業用船樹立了一個新標杆。

荷蘭人在出航之前做足了準備。與他們的歐洲前輩在跨越大西洋、繞過好望角之前的一無所知不同，他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怎樣實現目標。一些人像是果阿大主教的秘書讓？哈伊根？範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花費了畢生精力考察亞洲的貿易通道、港口、市場和地理情況，著成《航海記》（Itinerario）等作品，為前往東方的人們提供了詳盡的指南。

其他資料同樣對東方旅行很有幫助。比如說到地圖繪製，荷蘭在當時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16世紀80年代，盧卡斯？揚松？瓦格赫納（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繪製的地圖精準詳細，被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是不可或缺的精品。這張地圖包含了東印度群島和加勒比海地區準確、最新、詳細的資訊，在17世紀初就為當代導航領域確立了標準。

還有一些文獻能夠說明當時荷蘭商人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奇怪詞彙和語法。最早的語言學家之一弗萊德里克？德？霍特曼（Fredrik　de　Houtman）於1603年出版了他的《荷蘭馬來語詞彙語法辭典》，他曾被蘇門答臘的蘇丹關押在亞齊（Aceh）的監獄中，並從獄卒那裡學會了馬來語。16世紀前往亞洲的商人們均認真學習這部辭典中所收入的詞彙。他們還將一些常用的詞彙和短語從荷蘭語翻譯成馬來亞拉姆語（Malayalam）、馬來語、比沙鄢語（Bisayan）、他加祿語（Tagalog）、泰米爾語（Tamil）以及其他語言。

荷蘭人在17世紀成功的關鍵是知識和勤奮。荷蘭人認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蘭那樣，利用皇家特許權將利益侷限於一個小集團中，他們相互勾結，用壟斷方式保護自身的地位。相反，荷蘭採取的方式是大規模集資，將風險分散到儘可能多的投資人身上。儘管各行省、城市和個體商人之間存在敵對和競爭，但沒過多久，這種整合各方資源的手段就被證明是一種最有效、最強力的建立貿易的途徑。

1602年，聯合行省政府創立了一個單一的亞洲貿易公司，並認為這一定會比每個單獨個體的總和更為強大、更具實力。這是一項壯舉，不僅緩和了各派之間的衝突，還使許多參與投資者相信，將來的利益不但能得到均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