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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的關係相當好。確實，在樂觀的美國人看來，阿富汗的確是個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樣。自50年代以來，當地學校的數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學生選擇了像醫學、法律和科學這樣的技術性學科；女性的教育也開始取得成效，獲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數量大幅增加。

有傳言稱，1973年上臺的達烏德總統其實受僱於美國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進策略也是美國人一手策劃的。儘管這是個無稽之談，但還是引得華盛頓和莫斯科外交官們進行了大量調查，這顯示出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壓力是多麼的大——這可是它們在亞洲“大博弈”中的最後一局。

在短暫的混亂過後，如何穩定局面成了當務之急。從任何角度看，美國都似乎嚴重偏離了它的路線。它在伊朗國王身上投下的賭注看來已經是賠光了，不過古老的絲綢之路上還有其他的國家正等著美國人去喊價。隨著伊朗革命的結束，隨著伊拉克倒向蘇聯，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它的下一步動作，並且最終再次引發了一場災難。

第二十四章

災難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國在該地區搭建的紙牌屋轟然倒塌。其實，那裡早就已經出現不穩定的跡象了。君主政權的腐敗、經濟蕭條、政治癱瘓以及當局暴政，為那些勇敢的批評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們的改革承諾逐漸深入人心。

不少人為伊朗的前途愈發感到緊張、擔憂，因為有跡象表明，蘇聯正積極密謀著如何利用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邁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將軍之後，蘇聯的活動仍在繼續。莫哈拉比因其“關係網遍佈伊朗各精英階層”而被莫斯科譽為“俄羅斯最優秀的代理人”，但他與克格勃上線的會面引起了薩瓦克的懷疑，並在1977年被逮捕。這促使蘇聯人的活動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初的瑞士貨幣市場上，伊朗里亞爾被大量交易，這一反常的現象便是蘇聯代理人受命資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結果。印刷精美的《納維德》（Navid）是左翼黨派人民黨發行的報紙，該報社承認，他們不僅得到了蘇聯的資助，連這些報紙都是在蘇聯駐德黑蘭大使館印刷的。不斷向伊朗反對派灌輸游擊戰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預示著莫斯科正準備涉足這一君主倒臺後權力空缺的國家。蘇聯人的身影同樣出現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他們開始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儘管克格勃認為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底，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發了一份題為“難以置信”的電報給華盛頓，極力主張馬上實施應急方案。沙利文認為，美國應在霍梅尼掌權之前嘗試與他溝通接觸，而不是在他掌權之後。然而這封電報連同沙利文的建議一起，都華盛頓被忽略了。白宮裡的主流聲音是，美國能夠控制局勢，繼續向伊朗國王提供支援，並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爾？巴赫蒂亞爾（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議：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馬上逮捕他。

幾天之後，這些想法就被證明是毫無遠見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後，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蘭的土地。人們蜂擁至機場歡迎他的歸來，並尾隨他來到德黑蘭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園。在那裡，還有25萬名支持者等候著他。他怒吼道：“我將用拳頭擊向這個政府！”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了他的演講，並估計大約有500萬人隨他一同進入了首都。

隨著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了該國，局勢開始急轉直下。2月11日，美國關閉了駐伊朗大使館。沙利文大使在發回美國的電報中說道：“軍隊投降了，霍梅尼贏了，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