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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遭到報復，先是被貶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後又以“大不敬”之罪幾乎被殺。

太興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馬睿名正言順地坐上了皇帝的寶座，東晉王朝正式建立。

太興二年（319），司馬睿以王廙在州濫殺引起民怨為由，將周訪調入建康，改派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訪據大州對他構成威脅，遂自領荊州。當初，王敦懼怕杜曾，曾對周訪許願說，如能擒殺杜曾將薦舉他為荊州刺史。就在司馬睿調王廙入京之前，周訪攻滅了杜曾，但王敦並不履行諾言。周訪對王敦的出爾反爾，食言而肥，非常氣惱。他在襄陽努力務農訓兵，修養生息，伺機對王敦進行報復。祖逖打敗石虎收復譙縣後，陸續降服了許多中原塢主和割據武裝，黃河以南的土地皆歸晉有。祖逖士馬強盛、糧儲豐足，隨時準備推鋒越河，掃清冀朔。祖逖的兵力雖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線，但是他的威望和影響卻對王敦有著巨大的震攝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顧慮。

太興三年（320）八月，周訪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塊心病，遂起用沈充、錢鳳等人積極謀劃起兵前的部署。與此同時，司馬睿一面繼續排斥王導，削弱他的實際權力；一面努力佈置對王敦的防範。這年年底，他拒絕王敦以沈充為湘州刺史的請求，派遣宗室譙王司馬承出鎮湘州。臨行前，司馬睿對叔父講，王敦圖謀不軌已經公開*，惠皇帝受制於強臣的命運，離自己不會太遠了。湘州據大江上游，控馭荊交廣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裡能夠牽制王敦的行動。鑑於東晉政府的絕大部分軍隊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馬睿迫切地需要擴建能為自己所用的軍隊，以對付王敦。大興四年（321）五月，在刁協的建議下，他下詔調發淪落到揚州地區大族家為奴或者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們的奴客身分，編入兵籍。司馬睿將他們分別配給親信劉隗和戴淵所統領的軍府。為保證詔令的順利執行，司馬睿頒佈了給客制度。給客制度是在西晉蔭客制度基礎上，根據東晉社會的實際制定的政策。給客制度除對第一、二品官職蔭佃客戶數的規定比舊制有所減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來的十戶增至三十五戶，第四品由七戶增至三十戶，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來的一戶增至十戶、五戶。給客制度保留了舊制的蔭衣食客人數，又增加了蔭典計人數的規定。給客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客皆注家籍”，“皆無課役”，“其佃谷皆與大家（主人）量分”（《隋書·食貨志》）等規定。給客制度再一次從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權力，反映了東晉時期士族地主的強大以及皇權對它的軟弱和依賴。當然，這一制度同樣反映了地主國家同地主分子在勞動人手方面的激烈爭奪。因為司馬睿頒佈給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對國家人口的過度侵吞，並把他們超過規定的私占人口強徵為國家所有。透過徵客為兵，司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員，配給劉、戴兩個軍府的人數各在萬人以上。由於這一措施使許多大族蒙受損失，引起他們普遍的怨憤，以至後來在王敦兵犯宮闕之時，這些人大多持默許的態度。當年七月，司馬睿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徵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

戴、劉二人假節領兵出鎮，名義上是對付北方的少數族，實際上是司馬睿在繼司馬承出鎮湘州後的另一防範王敦的重要軍事部署。在戴淵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對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艱辛向來不聞不問，而在披荊斬棘收復了大片河南領土之後，卻派人對他進行管轄，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認為，戴淵雖有才望，但由於是江南人，素無宏圖遠見，對北伐事業既會不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