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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達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鄉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沒有《孽債》這本書裡寫到的那些感情經歷。當藝術的構思初步形成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是憑藉著我往常的生活積累而想像出來的。想像在創作中具有其難以言說的魔力。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於一點：如果我處於故事中人物這樣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這樣的事，我本能的反應將是怎麼樣的，我理智的反應會是怎麼樣的，我周圍那些好友、同事、鄰居們會怎麼看待和議論這件事？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心裡就是清楚的，要透過五個外來孩子的目光，展現今日上海各個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各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說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貴州寫成的。那時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記憶和合理的聯想。屬於藝術的想像部分佔大多數。在改編劇本時，我對天天置身於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許許多多的感性認識。如果僅僅只是一般化膚淺地描繪當代上海人擠公共汽車的窘迫，腳踏車匯成的洪流的壯觀，樓群的聳立，霓虹燈的多彩，或者說是住房的逼仄‐‐那彷彿也是現實，但絕對打動不了人。這樣的鏡頭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影視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當代上海人真實的心靈世界，要展現真正的當代上海人的風采，除了縱情謳歌，除了大開大合的方式之外，還應該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那就是從良知、從親情這麼一種人類所共有的細縷但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當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又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家庭裡時，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忌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面就在父與女、母與子、過去的夫婦和今日的夫妻之間展開了。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幕幕戲啊！於是乎，所有那些藝術的光點就這樣閃亮起來，連綴成篇，成了一本書。在進入改編的時候，我還得盯住這麼一個找準了的角度，往深處開掘。同時我應根據電視藝術有世俗一面的特點，儘可能為廣大的觀眾著想，為那些老太太或者說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著想，刪去橫生出去的枝蔓，然後把小說語言描繪感情的部分，相對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場景和畫面上，提供給導演、演員們，讓他們在二度創作的時候有充分的施展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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